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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诉政治”真相
  新华网 ( 2020-05-14 07:42:27 ) 来源: 《环球》杂志
 

  以美国一些政客为代表的“滥诉者”,意图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恶人先告状”,最终或将以“聪明反被聪明误”收场。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在本国疫情加剧、自身因“不作为”或“乱作为”饱受争议的现实面前,一些“甩锅”派国际政客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反思态度,反而摆出将“甩锅”进行到底的架势。与“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荒唐言论相应和,并进一步搅动国际舆论的,是近来一些炒作“向中国索赔”的论调。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30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与助手们私下讨论剥夺或限制中国主权豁免问题,目的是为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向中国“索赔”打开方便之门。与此同时,在美国已有机构在采取行动,受理了针对中国的诉讼案件。

  这些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所言,属于恶意滥诉。但是,“我们要警惕,这种恶意滥诉还引发了群狼围攻效应,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声称要附和美国,对中国提出‘索赔诉讼’。”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说。

  面对诸如此类的闹剧,越来越多的国际声音认为,以美国一些政客为代表的“滥诉者”,意图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恶人先告状”,最终或将以“聪明反被聪明误”收场。

“恶诉”背后的政治考量

  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戴维·菲德勒指出,所谓让中国为疫情承担责任的说法,与国际法关系不大,反倒体现了地缘政治对抗如何塑造了“疫情政治”。

  “让中国付出,将使美国人付出惨重代价。”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5日发表评论说,在美国大选前夕的“愚蠢政治季”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是特朗普将责任竭力推卸给中国的原因,在特朗普政府非正式集会上甚至有人叫嚣“让中国付出”。共和党全国选举委员会已经指示该党较弱势的候选人将北京妖魔化,中国议题“已惯被当作竞选的支柱”。

  文章警告,如果国会投票允许美国人起诉中国政府,第二天,中国将授权其公民起诉美国。几天后,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将使诉讼合法化。一两个星期后,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利比亚、塞尔维亚、海地和也门可能会通过相应的立法。接着,像埃及、越南、老挝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也会效仿,许多拉美国家随后加入……毕竟,过去二十年来,华盛顿轰炸、入侵和占领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美国习惯于对他国进行破坏性的经济制裁;冷战期间,美国资助了一群暴徒和无能者;美国还干预了数十次外国选举。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在多领域积极的应对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多方认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多次指出,病毒起源于自然界,并高度肯定中国政府及时公开疫情的做法。德、法、俄等国政府公开表示,疫情之所以发生全球大流行,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缺乏经验,错失了最佳防控时机,不能因此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那些习惯‘甩锅’的国际政客论调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所谓‘中国责任论’只是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炒作,所谓向中国‘索赔’既缺乏依据、更难以实施,注定会以失败收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付宇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国际政客的相关做法主要是着眼于国内政治,出于选举和党派利益的考虑。

  付宇指出,在和平条件下,美国很难起诉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未来即使要这样做,也必须修改相关法律,包括相关州和地方政府的法律,否则更多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且,“这样做会开一个很坏的先例,甚至严重恶化大国关系氛围,加剧国际关系的无序和失序风险。”

  “美国州司法部门对中国政府提出诉讼,这是史无前例、前所未闻的事情,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是一场闹剧,最终结果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刘永涛对《环球》杂志记者如是分析。尽管如此,历史上还是发生过类似的诉讼事件,如美国对伊朗的“滥诉”(关于1979年的伊朗人质事件)、对沙特的“滥诉”(关于“9·11”事件),等等。

  刘永涛补充说,美国国内许多人知道,这次诉讼及索赔要求的成功几率很小。但也不能排除美国政府会采取更加极端的做法,把自身在这场疫情中失误失策的责任转嫁和推卸出去,近现代美国外交史上不乏其例。“美国是报复心、好胜心很强的国家。建构对方为威胁来源(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人权破坏,等等),美元和美军是最后‘杀手’。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入侵利比亚,对伊朗、古巴和朝鲜实施经济制裁,等等。”

  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江振春直言,美国是一个律师至上的国度,一方面将“个人主义”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滥诉的恶例。新冠病毒的“司法化”实质上就是披着“华丽”司法外衣的新冠病毒的“政治化”。当司法沦为政客的“政治打手”时,司法也会丧失其应有的独立性、公平性和公正性。

“主权豁免”与国际秩序

  围绕“恶诉”展开的诸多分析中,“主权豁免”是一大核心关键词,它是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是指一个国家及其政府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司法机构审判的对象,这与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因为“主权豁免”保证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才能维护和平的国际秩序。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肖永平撰文指出,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呈现“个人-国家”与“国家-国际社会”的双层分立模式,这种双层分立模式使得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处于分割状态。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都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不论其性质如何,在其他国家都享有豁免权,除非该国明示放弃。二战以后,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了提高生产力,资金、技术、人才、能源和原材料等各种经济要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最佳的资源组合方式,传统的双层分立模式发生了分化组合。

  为保证国家与私人在进行民商事活动时遵守平等原则,一些国家开始主张把国家的活动分为主权行为与非主权行为,主权行为享有豁免权,非主权行为不再享有豁免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通过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及后续的不断修订,在承认国家享有豁免权的前提下,逐步确立了放弃(豁免)例外、商业例外、侵权例外、恐怖主义例外等情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案件的原告,主要以商业例外、侵权例外、恐怖主义例外、违反《禁止生化武器公约》为由,请求美国法院对中国行使司法管辖权,但这些“案件”实际上都不满足适用上述例外的条件。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李鸣进一步对《环球》杂志记者分析说,面对类似问题,首先要区分索赔(求偿)与主权豁免,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索赔是指一国因他国违反国际法遭受了损失对他国提出赔偿要求,它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存在一项国际义务,二是他国违反了这项义务并对本国造成损失。简言之,索赔必须要有可归于索赔对象的责任,而主权豁免是指国家不得在外国法院被诉,国家财产不得由外国法院执行。另外,关于主权豁免各国实践并不统一,美国实行有限豁免,即只给予外国非商业行为豁免权,而中国坚持绝对豁免,凡国家行为一律给予豁免。

  他指出,按照世卫组织和各国医学专家的共识,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其源头尚不清楚,仅凭这一点,“索赔中国”就完全不能成立。而且,国际法也不存在任何因流行病而追究某一国家责任的规定。再者,也不存在任何因流行病追究某一国家责任的国际实践。

  “索赔中国无非两个渠道,一是到国际机构,二是到本国法院。通过国际仲裁和司法机构索赔,毫无胜算可能。因为有关机构要遵循自愿原则,道理也很明白,中国怎么可能同意和他们到第三方去‘废话’呢?中国不起诉他们搞种族主义就算轻的了。此外,尽管第三方的仲裁员或法官都有自己的立场,但稍有专业良知的,都不会轻易受理此类案件,因为此类案件是非曲直已经明了,受理之日就是其名声败坏之时。”李鸣说。

  但应注意的是,当前这种起诉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舆论风向,“因为它把一些人的视线转移到了美国的法院和主权豁免问题,好像中国要考虑到美国法院理论一下是否享有主权豁免。但实际上,现在问题的根本不是美国法院是否应予中国主权豁免,而在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可归责于中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切对中国的所谓‘索赔’,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从国际法来看都是非法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主权豁免问题了。”

也要做好应对“恶诉”“滥诉”的准备

  根据李鸣的说法,当前完全没有必要纠结于美国法院会如何对待中国的主权豁免,因为这原本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属于“司法霸凌”的范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要重视的一个苗头是,“美国已经有人建议修改其国内主权豁免法来对付中国。”

  莫纪宏表示,面对当下这些所谓“索赔诉讼”,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首先,世卫组织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已经明确排除了因传染病蔓延而向病毒发源地所在国和地区“索赔”主张的合法性,而且不论导致此次疫情的病毒发源地在哪里,只要中国坚定支持世卫组织的防疫工作,就不存在“国际不法行为”,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尊重。其次,美国境内发起的“对中国索赔”诉讼,因为有“主权国家豁免原则”在,只要我们沉着应对,就不会被美国带乱节奏。最后,也要在战略上预设最恶劣情形的出现,从法律战和军事斗争等多个方面做准备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复杂局面,“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

  “从现有的国际司法体制和国际仲裁机制来看,只要中国政府没有明确参与,不承认效力,任何司法裁决和仲裁裁决对中国都是无效的。但也要考虑有一些极端反华势力联手遏制的问题,比如在没有中国承认和在场的情况下,会不会炮制出对中国的‘缺席审判’,这种闹剧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莫纪宏补充道。

  面对“恶诉”“滥诉”,“沉默是金”“清者自清”并不一定总能换来外部理解和支持,必要的“沟通”或许更能显示出价值。“我们要主动对外说明情况,包括政府、媒体、智库,甚至个人都要加强对外沟通;适度低调,少打口水仗,不要成为别人眼中的矛盾焦点,而要做好自己的事。”付宇说。

来源:2020年5月13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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