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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与国际组织同行
  新华网 ( 2020-06-23 06:49:40 ) 来源: 《环球》杂志
 

    目前,中国比任何时候都缺乏国际化人才。如何学会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格局中,塑造好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把握时代赋予的机会,讲好中国故事,沟通民心民意?这些都是摆在新一代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士面前的时代之问。

文/何昌垂

  1988年,作为国家科委的司局级干部,经外交部和国家科委联合推荐,我参加联合国职员竞聘获得成功,到联合国亚洲与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担任亚太地区遥感合作项目主任、首席技术顾问。没想到,当年迈出的这一步,开启了我随后25年的国际组织公务员职业生涯。

  后来,辗转不同机构,经历了从技术官员到处长、副司长、司长、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助理总干事兼亚太地区代表(助理秘书长)等职务之变。最后,在2009年出任FAO副总干事,成为该组织成立63年来首位担任该职的中国人,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出任副总干事职务的官员。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组织的职员数量逐年增加,涌现出一批口碑不错的优秀专业职员和管理干部。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需要更多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尤其是中高级官员,逐步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为此,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敢于开拓进取、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他们必须具有一定特质,包括突出的战略眼光、领导才能,以及赋权他人、建立信任、绩效管理、判断与决策等管理才能。

施展影响的掣肘

  在国际组织里,中国人的勤奋努力、敬业精神、谦虚低调和遵纪守法等特质,给人以深刻印象。但由于历史的、教育的原因以及国际经验缺乏等,中国职员也存在一些明显短板,影响了成就,甚至成为我们在国际舞台施展影响的掣肘。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对此深有体会。

  比如,一些人表现过于低调,这容易被误认为缺乏领军人物的国际视野、运筹能力和担当勇气。

  受习惯思维影响,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有的人缺乏大局观,往往不是从战略高度或顶层构架考虑,而是习惯于按部就班,避难就易。久而久之,失去了挑战自我和脱颖而出的机会。特别是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既可以是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干的平台,也容易成为享受舒适安逸的所在,因人而异。

  不善沟通,吝于推销自己的见解,是另一个常见的短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推销自己有时会被视为自傲、狂妄。殊不知在国际组织里,主动沟通,与人分享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化理念,推动自己的政策主张,是一种价值追求。无数事例证明,一个名望高、绩效好的国际职员,一定是一名优秀的推销员。

  由于教育的目标不同,中国职员往往专注于自己的专业,但知识面较窄,难以承担综合性的任务。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生态中,国际组织面临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问题,往往需要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知识与综合技能。这方面能力的欠缺,使得一些官员难以适应新生态、应对新变化,从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领导多元文化团队是对国际组织高官的基本要求,也是一门艺术。

  可能是出于对国际组织激烈竞争的不适应和缺乏安全感,也可能是心理素质的训练不足或语言障碍,来自中国的一些职员工作上喜欢单打独斗,生活中倾向于中国人扎推,往往不敢主动面对、接手处理棘手和复杂问题。类似这样的回避,等于主动放弃领导职责,很难得到认可与尊重。

  最大的短板还在于语言。缺乏对外语的驾驭能力,对国际组织游戏规则陌生,使来自中国的一些职员或官员很难快速融入多元文化平台,并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比如在主持会议或参加讨论等场合,一些中国职员不善自由表达和即席发言,甚至无法履行总结会议的职责。所以,克服语言障碍,提高英文的听说读写能力,是有效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最基本要求,无论级别高低,都同样重要。

  以上短板,既源于过去的教育国际化程度不足,也由于多元文化环境中实际历练的缺乏,以及存在的思想固化与文化不自信等问题。因此,打造国际化的团队,注重培养中国职员的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巧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经验告诉我,每当我们能够针对场景,结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与典故进行分享,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有一次主持高官会议,谈到高管层需要认真听取并尊重普通职员的意见时,借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演绎国际组织需要的民本思想,在座官员赞叹,古老中国的文化太生动、太深刻了!另一次,当谈到管理层需要自我批评时,我讲述了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名言的背景,同样受到大家赞赏。

  再比如,在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我提到《吕氏春秋》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来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来年无兽”,说明中国先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位来自荷兰的助理总干事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应该共同写一本关于国际组织高层管理的书。你来搜集中国谚语与典故,我负责场景建构与案例分析。”

  在组织联合国“全球对抗饥饿百万人签名”时,我和同事们讲了“农村包围城市”、打一场“人民战争”的道理,改变了一位瑞典高官“注重城市、明星效应”的主张,迅速得到各地区负责人的推广执行。在短短数月内,收获了全球300多万人的签名支持。

  记得在非洲与亚洲地区组织“电视粮食安全项目”时,我秉持中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老哲理,主张以培训与能力建设为主,如在帮助泰国北部残疾人时,我主张教他们种蘑菇,使其能够自食其力,该主张得到了广泛支持。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在为我举办的退休告别会上说:“毫无疑问,因您的退休,我们将失去聆听您的睿智——中国的谚语和智慧的机会。”中国文化魅力无穷、智慧无限。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如果我们在联合国组织的官员都能真正建立文化自信,自觉而自然地加以运用,中国文化在国际组织中必能产生巨大的穿透力和深层的影响力。

国际组织是个大学校

  联合国机构为我提供了一个长达25年的独一无二的国际化平台;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进步,则为我个人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后盾。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参与创办了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空间技术与应用政府间三级合作机制,至今还在良性运行;举办了首届联合国亚太地区空间应用部长会议(中国北京),通过了第一部空间应用发展战略和空间合作的北京宣言;领导制定了联合国粮农组织60多年来第一部亚太地区农业与粮食安全的战略框架……

  一路走来,当然并非总是万里晴空、一帆风顺。收获伴随着播种,经验包含着教训。

  我经历过主持国际会议时误把“break up”说成“break down”而引起全场哄笑的尴尬;体验过在亚洲禽流感专场受访、全球实况直播时数秒钟大脑空白的时刻;遇到过刚入职时为联合国副秘书长起草的讲话稿被多次退回的窘境;也曾因地区遥感科技合作项目选择中国为示范点的决策而遭受攻击;为推荐粮农组织最高粮食安全奖而被成员国主管部门官员误解与责难;为制定地区粮食安全战略却得不到粮农组织总部支持而困惑;为主持海地大地震紧急救援机构间协调工作遭遇困难而苦恼……

  无论如何,成功的要诀仍在于,面对困境与责难,面对事关政策决策、主要措施与重大行动的重要关头,你需要秉承联合国专业、正直、尊重多元的核心价值观;你需要树立不畏风险、不计得失、大胆改革和引领创新的精神;你应该坚持服务导向、需求驱动和面向成果原则。

  国际组织是个大学校,总会遇到各种危机与挑战,但在参与或领导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只有坚持抓铁有痕,才能有所收获,不断往自己解决问题的工具箱增加“小妙招、新方案”;做到踏地有声,才能不断充实自己管理多元文化团队的经验;集腋成裘,在不知不觉中逐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这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实践出真知,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学无止境。

大变局下破壁前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迈出了第一步,但走向全球治理舞台中心的历程才刚刚开启。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全世界措手不及。一些国际政客借机造谣、甩锅、搞污名化。在这些政客的操纵下,自然病毒变异出“政治病毒”,给全球外交、经贸、社会及安全带来冲击,也给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参与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危机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场新危机与挑战?目前看来,既需要有前瞻的定力,也需要清晰的战略,特别是新型的国际化人才战略。

  为应对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国需要大批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一代代有底线思维的人才。他们需要在新的历史坐标上,寻求自己的责任担当,价值使命;他们将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与时代对话、与世界互动。

  人才资源始终是第一资源。中国既要为民族复兴育才,也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赋能。但目前,中国比任何时候都缺乏国际化人才。如何学会在变幻莫测的国际格局中,塑造好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把握时代赋予的机会,讲好中国故事,沟通民心民意?这些都是摆在新一代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士面前的时代之问。

  原外交官傅莹最近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她在年初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对庞大的、高级别的美国代表团(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国务卿蓬佩奥等)的上蹿下跳、四处游说,深感我们国际化队伍的单薄,特别是高层人才的奇缺。这使她感到有点“孤单”。

  我对此感同身受。我们要想在全球治理各种平台上真正强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懂得如何利用好国际平台,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原则立场,旗帜鲜明,又善于用人家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话,讲清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人才太少了。至于在林林总总的国际组织中任职,仅从“有限参与”到“积极参与”,再到“有意义参与”的转型,我们也还需付出巨大努力。

  以联合国为例,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会费缴纳比例为12.01%,但在联合国3.7万职员中,中国只占1.4%左右,而且是长期低编、低职。这与大国地位完全不相符。从更大范围看,全世界有6万多个国际组织,其中活跃的3000个,与中国保持较紧密合作的有300多个,情形也基本类似。我们在国际组织要有目标,有更多的人“进得去,做得好,留得下,上得去,有声音,有影响”。这个使命任重道远,恒心与意志不可或缺。

  此外,其他双边、多边组织以及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大批的政府部门,国企民企的涉外商务事务等,也都需要大量懂得国际规则、通晓所在国法律与文化的人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扩大开放,对此类人才的需要将是十万、百万的数量级,而且要求“高质量”供给与可持续性。

  当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高水平人才短缺,使我们难以在外交场合与各国代表平起平坐、“华山论剑”,难以在国际治理舞台与人家“同台论道”,实现优雅的“傅莹怼”,斗智斗勇但不斗气。这是我们急需补齐的短板。

  今后数十年全球治理舞台话语权的竞争,胜负取决于全球胜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新的全球治理人才,除具有爱国情怀、熟悉国家的方针政策外,还必须了解世界格局,了解今后二三十年世界发展及国际组织的变化趋势。他们应该是具有科技能力和互联网思维的一代新人,还应该具有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使自己能成为专一行、通多行的T型人才、π型人才。

  (作者系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执行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副总干事、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来源:2020年6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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