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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MF“俯视”世界
  新华网 ( 2020-06-25 06:51:25 ) 来源: 《环球》杂志
 

               ——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

    “这个群体逐渐壮大,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世界治理机制和政策决策,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我以前是平行看世界,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后开始俯视全球体系。看到的是全球经济金融连在一起,经济金融与政治连在一起,物流、贸易、资本、人员流动也连在一起。全球一盘棋,从全球来看其运动、波动、流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这样回顾自己的就职经历。朱民是首位出任IMF高层管理职位的中国人,也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

  1952年出生,自大学起与经济金融结缘的朱民,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也见证了国际组织中中国籍官员群体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金融领域。

  “这一群体的壮大显然是件好事,中国的经济金融越来越重要了,世界有相关需求,中国有这个层面的愿望和诉求,这也是履行中国自己责任的体现。”近日,朱民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和世界相互需要

  《环球》杂志:相较早前,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中出现了中国籍高官,该群体不仅人数增加,覆盖面也更广,受到的关注度也更大,在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如此。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朱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国际组织中中国高官群体人数的增多,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具体的促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层面希望有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代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解中国,把中国的声音纳入世界决策中,也变得十分重要。

  二是世界上的有识之士也越来越意识到,当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现时,全球的治理机制需要改革。改革治理机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话语权,包括其在国际组织高层的地位,因此一些国际人士一直在积极呼吁和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三是随着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也希望能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一方面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即参与世界治理机制的改革,推动世界公共事务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籍高层职员到国际组织任职,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等等。这个群体逐渐壮大,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世界治理机制和政策决策,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环球》杂志:请结合你在IMF的经历,谈谈中国籍高官在相关机构的任职名额、晋升渠道变化等情况。

  朱民:我刚去IMF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在IMF专业的任职人员特别是中高层干部里,名额比例还是很低的,当时只有2.23%,这低于中国应该有的比例和地位。就这一问题,我在任职期间有针对性地做了很多推动工作。

  通过一系列协商和调整,特别是随着海外留学生群体的增多,我们积极鼓励优秀毕业生来报考IMF的职位,也推动并提升了内部一些优秀人员的职位。比如我们第一个局级干部林建海,他现在是IMF秘书长,也是首位来自中国的IMF秘书长。还有何东(现为IMF货币及资本市场部副主任)、刘岩(现为IMF法律部助理局长),以及一大批处级干部,他们很优秀、很专业,对IMF的工作贡献良多,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在我任职的几年里,IMF中国籍专业人员的比重翻了一番多,比例达到4.8%。IMF第一次有了中国籍的局长、副局长和局长助理。IMF打破了中国官员在升至副处级职位后就很难再有突破的怪圈,使其有了继续晋升的渠道。此外,我还促成IMF直接从中国高校招人,这在IMF内部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突破性变化,根源在于中国的发展。

以天下之心,处理天下事

  《环球》杂志:“全球视野,天下情怀。”你曾这样概括在IMF高层工作的收获。要在重要国际组织“发光发热”,还需要个人和国家做出哪些努力?

  朱民:很明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担任高层职务。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我们做好准备,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全球视野。一旦进入国际组织,你就是一个世界公民,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一定得从全球角度看待工作中的问题,把自己放进去,改变思维方式,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或者某个行业或产业的角度看问题。

  二是对自己的专业要有更严格的要求。比如IMF有1500个博士经济学家,平日里交流工作,就很考验理论基础,所以任职人员要有很好的理论素养。我读书的时候在理论上没少下功夫,但刚到IMF时还是不适应。这里要求你知识面足够广,只懂外交和政策还不够,要紧跟最新的理论和技术发展,不断更新自己。

  三是要能够开放地去学习全世界的新东西。在国际组织工作,面对的是全世界,各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国情,需要国际公务员们不断地学习,并适时总结,取其精华,继而将其变成可在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比如有计划地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一般来说国际组织都有培训计划,可通过国家层面组织有潜力的中国年轻人进入这个渠道。从短期培训开始,然后在后期学习比如读博的过程中,逐渐让他们增加和IMF等国际组织的接触,方便其毕业后可较顺畅地进入该组织工作。

  另外,我们也需要国家支持,即干部推送。不限于高层干部,可从中层开始推荐。总体来说,这方面的空间很大,能做的事情很多。

  《环球》杂志:在国际组织具体任职和交流层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职员之间有无区别?对外交场合东西方等不同风格的碰撞,有什么体会?

  朱民:我觉得大家在IMF等机构工作,都是专业人员,都是用专业来沟通和交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国际舞台上,什么事都是商量着来,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待人做事温润平和,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这与中国“和合”文化非常相契合。此外,在IMF我虽然不代表中国,但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国人,会问一些中国的事,这需要我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故事。

  有很多复杂的道理,通过适度或恰当的诠释,对推进工作而言事半功倍。比如有一次我提到,中国处于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阶段,这对中国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中国必须做,世界必须欢迎,这个过程中会有波动,但不要怕。时任IMF总裁拉加德将这句话改了一下,变成了“中国处于历史性转型期,对中国是好事,对全世界也是好事,但过程会有颠簸”。这么一诠释,别人就听懂了,也就不再纠结什么所谓中国危机,因为结构性改革是全世界的事,转型的含义大家都明白。

  在我那几年的工作中,要对IMF189个成员国中的97个国家进行宏观政策督导,要审阅97份国家年度报告,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北欧的发达国家等,也包括埃及、沙特等新兴国家,还有其他一些非洲、拉美和中东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天下之心看天下事,这样才能公平,容易形成共识,将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

  在国际舞台上做事,矛盾不可避免,协调必不可少。只要出于公心,就会赢得尊重。

新兴国家理念带来变革

  《环球》杂志:你在任内推动了IMF诸多层面的改革,现在回头看,感想如何?中国理念和新兴国家的经验,在IMF有何表现?

  朱民:在IMF期间,我们做了很多事,收获也很多。就我自己来说,我参与推动的最大的一件事,还是人民币被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这件事在当初争议很大,因为人民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可自由兑换货币,而且中国的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按照IMF的要求,一种货币要进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这种货币必须能交易,能够完全市场化。但是,机会难得,5年才有一次,而且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地位如果不提高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积极推动了这件事。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非常坚定地认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后来引领了整个过程。为了实现目标,中国方面承诺进行一系列改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起了重大作用,把任务接下来后,在短短5个月内就迅速落实并取得成效。这给IMF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任总裁拉加德态度也非常坚决,所以我们共同努力,说服大家,特别是说服董事会,以及IMF的各个局长、技术人员,最终促成了人民币“入篮”。

  就是从现在看,人民币“入篮”也依然是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它第一次使人民币进入了世界官方货币舞台的中心,这对推进人民币的使用和市场扩展非常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货币不进入国际舞台中心是不行的。

  我在IMF还推动了很多其他的改革,比如增长和就业。IMF以前关注宏观的总需求政策,较少关注增长和就业,因为这是从供给方面考量的。但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增长和就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我抓住机会,在一些新兴国家增长有困难的时候推动增长和就业。一开始争议很多,我们也是逐渐统一思想,并做了详细的调查和报告,最终,把增长和就业定为IMF宏观督导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框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关于资本流动的管理,也是争议极大。根据“华盛顿共识”,会要求资本全部开放自由流动,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资本流动全部放开,其大幅波动会对新兴国家造成巨大冲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这样,此后发生的一些其他危机,也都是这样的原理。所以,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对资本进行适当的管理,就显得很重要。

  所以我提出了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这个概念,来推动对资本流动的适当管理,这在当时争议非常非常大,但最终还是得到了成员国的支持,因为大家意识到了这对世界金融市场保持稳定的重要性,因而逐渐表示接受。这件事情取得进展,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华盛顿共识”。

  此外,我们还创造了一系列给低收入国家迅速贷款的工具,使得它们能够在困难的时候迅速及时得到IMF的支持。这个也很有争议,超出了传统的IMF框架。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IMF经历中实际上也带进了一些中国的、新兴国家的思维方式,一些新的理念。中国的理念和新兴国家的经验,对全球金融的框架有突破、有贡献,这是很令人高兴的。随着新兴经济体地位越来越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一些特有的政策和工具,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普遍性的工具,被广泛接受。

时代变局下的挑战与应对

  《环球》杂志:根据你的观察,IMF及主要国际组织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朱民:在IMF,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改革。1948年IMF刚建立时,话语权基本全在发达国家,其他国家的声音很弱。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0%,但其声音远不够大,股权结构也远远不达标。美国一家独大,代表权占了17%,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随着世界越来越均衡化,这种格局会被打破,改革将渐次展开。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一定需要同时提高其在IMF内的股权和地位。

  从国际组织层面来说,第一大挑战是对治理机制的改革,要突破当初成立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格局,让它变得更均衡,更具包容性;第二大挑战是,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国际组织要保持高度敏感,通过不断学习来满足相关需求;第三大挑战是,扩充IMF这类组织的资源。比如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受影响最严重的一定是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就需要IMF能有大量资源去帮助、救助它们,所以扩充资源很重要。在扩充资源的同时,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股权。

  疫情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这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是涉及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的危机,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国际组织理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要求国际组织要不断推进改革,使其治理机制更符合当今世界经济金融的结构和发展态势。

来源:2020年6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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