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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争:AI和人类谁作主
  新华网 ( 2020-07-15 06:47:16 ) 来源: 《环球》杂志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人工智能也许可以无限地“精”,但它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境界。

吴敏文

  人类用什么方式生产,就用什么方式作战。当一种技术发展成熟到足以影响社会形态和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时,就一定会影响战争形态和改变作战方式。当前,人工智能(AI)是最可能担当这一角色的技术。

  在人工智能影响战争形态和改变作战方式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是绕不开的:人工智能化的作战平台,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人的作用?看似神通广大的无人作战系统,能否真正“自主”作战?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的迭代升级,如何有效地转化为战斗力的升级?

  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关系到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军事应用和未来战争。

战争中AI取代不了人类

  军事领域的相关发展,基本上是社会领域的“翻版”。要说有什么独特之处,不过是军事领域的高强度对抗性,使相关发展应用所处的环境与背景不同。比如,机械能、化学能应用于军事领域,产生了大炮、坦克、军舰等机械化作战平台。

  一定程度的信息化和工业化相结合所产生的自动化,在工业领域带来质量效益倍增,也给军事领域带来了倍增的作战效能。但是,任何数字化、信息化改造,都不过是人作用的结果,其发挥作用的过程离不开人的管理和控制。无论是作战平台还是战术作战部队,它们在数字化、信息化改造前后作战能力的倍增,仍然是对人的能力和作用的补充,而不可能完全取代人。

  1997年,IBM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按照几乎相同的原理、使用几乎同样的技术研制了一套名为“深绿”的系统,以探索下一代指挥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与应用。结果,“深绿”系统以失败告终。

  对“深绿”系统失败的原因,美国国防部认为,“机器学习可以基于客观事实数据提取出某些相关的习惯偏好特征值,但这些是有条件的局限性价值,涉及设计者、使用者的时空情境、想象逻辑的边界;而真正的价值涌现基于更有高度、深度甚至温度的态势感知,是意象与形式、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共同作用使然。‘深绿’的失败,缘于事实与价值的偏离、主观与客观的割裂、计算与算计的误差等。”

  2016年和2017年,谷歌的“阿尔法狗”连续战胜韩国和中国的两位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和柯洁),轰动世界。中国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领军人物李德毅院士把“阿尔法狗”叫做“围棋脑”。探究“围棋脑”与“深绿”此成彼败的原因,最关键者,是围棋博弈的高度确定性和军事认知所面对的高度不确定性的不同。

  西方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军事领域的不确定性,使军事家和指挥员面临巨大挑战,但同时也给了他们无限广阔的挥洒智慧和才华的空间。历史上那些利用战争的不确定性给敌人造成出其不意打击的案例,充分显示了人类智慧的不可替代性,这是人工智能难以实现的。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人工智能也许可以无限地“精”,但它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境界。

人工智能完全自主?目前不现实

  如果朝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取代人类的方向去思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人工智能系统或者机器人是否能完全自主,或者至少在何种程度上能自主?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自主”通常是指无人系统执行预先编程所定下的决策模式来做出决策。因为这种“自主”实际上仅是执行既定的程序与过程,并不涉及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自由意志等因素,所以其基本上只是一种“自主”类比。

  然而,一些研究人工智能对军事领域影响、构想未来智能化战争的人,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确切内涵、可能发展,以及对“自主”概念都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提出了大量对智能化战争“自主性”漫无边际的想象,比如战场态势自主感知、作战设计自主交互、作战任务自主规划等。按照这样的想象,整个作战过程都将能实现人工智能自主,而人,就可以被排除在战场之外了。

  真是这样吗?以“态势感知”为例,“态”是客观的战场状态,我们可以假设人工智能能够全面、准确地了解战场情况和状态;“势”是战场状态的发展趋势,趋势的发展是量变还是质变,是作战主要方向的改变还是力量对比和攻守之势的改变,都需要进行非常复杂的判断;“感”是对战场情况、状态的归纳,主要涉及事实判断,在进行细致的划分和模式归纳之后,也许可以交给人工智能;“知”是对“感”的结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并要形成知识性的结论。

  总体上,在“态”“势”“感”“知”中,至少“势”和“知”,对应于目前技术水平和可能发展,不能交给人工智能。

  既然连“态势感知”都无法交给人工智能“自主”完成,其余包括作战设计、任务规划、行动实施、协同联动、效果评估等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就更加不具备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了。

指挥权怎能假手人工智能?

  因此,至少在目前条件下,人工智能尚不能做到完全“自主”。为此,有人提出了人机融合智能的思想,即将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人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人工智能,比如,将低风险和事务性工作部分交给人工智能,而在关键的、高风险工作部分,仍然由人负责完成。

  这个构想听上去足够美妙,既兼顾了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又回避了责任区分的模糊造成的风险和代价。但它走向实际应用的前提,是必须具有基本的可操作性。这当中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执行的角色。人机融合思想的直接延伸,就是人机团队,即人机混合编成的力量。

  在美国陆军发表于《军事评论》的一项研究中,由人和无人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的指挥与控制系统,按照一定的组织和信息流程编成力量团队,将任务功能区分成任务指挥、机动与行动、情报、打击、维持、防护等6种,再将6种作战功能继续细分成205个子功能以尽量量化和具体化。实验中,将人工智能的自主度区分为人工智能无自主、人工智能协助人完成任务、人工智能与人共同完成任务、完全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任务4种。

  实验结果是:在完成6种作战功能和对人工智能的4种自主授权共24种搭配中,人工智能仅在情报、防护和维持作战等3种相对简单,且可以较高程度量化的作战功能中表现较好,对任务指挥、打击、机动与行动等3种作战功能的完成,人工智能明显不如人。这个结论与“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和柯洁的结论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即人工智能只在具有高确定性和明确规则的领域表现出色。

  指挥权问题从来都是军事领域的核心问题。军事上的“制权”,无论是制陆权、制空权、制海权,还是制信息权等,表达的无外乎是己方具有行动的自由,同时剥夺敌方的行动自由。技术的发展,使客观上的制约或难回避,但任何自信和具有责任感的指挥员,主观上都不可能把作战指挥的自主权交给其他人,更遑论交给人工智能了。

技术优势不自动等同于获胜优势

  再进一步讲,人类掌握了新的技术后,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就一定能自动完成吗?

  其实,技术进步本身既无法强制人产生改变的意愿,更无法强制采取改变的行动,但是,当你发现对手已走在技术进步和军事应用的前列,占据了显著的军事优势,如果你还无所作为,那么失败几乎毫无悬念。军事对抗的任何一方都以取胜为目的,为了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主动改变,走在前列。

  当然,军事领域对新技术具有天然的敏感性,新技术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甚至军事需求本身就是新技术的发展驱动力量;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往往会以某种“技术突然性”,产生令人震撼的战场效果。

  “伟大的发明家既不是历史进步的原因,也不是历史进步的征兆,他仅是历史进步的代言人。”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波林如是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技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

  对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最新技术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北约助理秘书长安东尼奥·米西罗利撰文指出:“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将技术驾驭为战争的力量倍增器,从而对敌方造成更多伤害,或限制己方所受伤害。纵观历史,技术优势通常有助于赢得胜利,但不能确保胜利。”技术优势能否成为胜利的保障,取决于你与对手在“将技术驾驭为战争的力量倍增器”的竞赛中,是否取得了优于对手的能力。

  “将技术驾驭为战争的力量倍增器”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新技术不会自动完成对战斗力生成的贡献。

新技术提高战斗力三大路径

  能动地推进新技术对战斗力的提高甚至倍增,需要在至少三大方面付出努力。

  一是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在技术创新上,曾经有过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因为信息技术具有军民通用性,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市场采购,弥补技术创新的不足。甚至,因为新技术的大量市场化导致购买成本低、应用新技术时间短,从而具有所谓的“后发优势”。现实的教训却是:没有自主技术创新,就没有技术自主权和战斗力安全。在对手对我进行技术封锁和产品禁运时,会使我面对非常严峻的局面。

  对于军事应用,越是关键、核心的技术,越是买不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坚定不移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技术和品牌。

  二是加强新技术向战斗力转化。完成创新技术向战斗力转化,不仅需要完成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向战场的创造性转换,还需要突破观念和利益的藩篱。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就敏锐地意识到: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精确制导武器的大量涌现,将从根本上打破军队旧的发展模式,继核时代军事革命后将发生一次新的军事革命。

  在奥加尔科夫的积极推动下,采用当时最先进数字技术的战术级指挥系统试验取得成功,苏军建立了第一个师级数字化试验部队,证明数字化技术可显著提高部队战斗力。不过,“奥加尔科夫革命”要求对苏联军事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与苏军当时僵化的体制编制发生尖锐对立,因而得不到支持。1984年,奥加尔科夫被迫离开总参谋长岗位,降为西部战区司令。苏军的数字化试验陷入停顿,“奥加尔科夫革命”也就此偃旗息鼓。

  与苏军对新军事革命的看法和做法相反,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佩里研究、接受了“奥加尔科夫革命”思想,大力推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不久,这一成果在海湾战争中得到充分验证。结果的鲜明对比令人深思。

  三是创新高效应用新技术的作战理论。作战理论决定力量编成和作战方式,是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能否发挥出最佳作战效能的决定性因素。战争史证明,创新作战理论并有效应用,是军队建设和战争取胜的关键因素。

  英国人最先发明和使用了坦克,英国军事家富勒和法国的埃蒂安纳、戴高乐等,最先提出坦克战理论。埃蒂安纳将军还被称为法国的“坦克之父”。然而,一战之后,一大批战功卓著的老将占据着法军领导岗位,他们对机关枪、堑壕战等战争经验深信不疑。

  在法国政府斥巨资修建马其诺防线,将法军坦克作为移动的火力点,分散配置在马其诺防线各个隘口的时候,德国军队按照大将古德里安的设想,将为数不多的坦克和装甲车编成装甲集团,将坦克的突击力、火力、防护力综合应用到极致,在二战初期取得了空前成功。

  “每个在战争史上因采用新的技术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将领,不是新的技术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应用他以前的人所发明的新技术的第一人。”恩格斯说。显然,不管是新技术的发明者,还是正确使用新技术的第一人,永远只能是少数人。人工智能技术尚在发展完善之中,所以,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明人,还是以正确的方法使用这一技术的第一人,书写历史的人都是待定。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来源:2020年7月1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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