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参观者穿过深圳华强北博物馆的“时光廊道”

　　“在深圳，专利不再是天赋人权，不具有固有的权利，而成为人们设计出的让技术革新持续推进的一种制度。”

陈言

　　福岛继勇是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但他每年在上海的时间甚至还没有在深圳多。与IT制造相关的企业大量集中在深圳，让京瓷这样以生产电子零部件为重要业务的企业，自然而然地向深圳靠拢，跟上它的步伐，以及时获取市场需求信息，提供最新产品。

　　日本五大商社之一的丸红公司，其北京分公司经济调查总监铃木贵元，在新冠肺炎疫情基本稳定后，外出调查的首个地点正是深圳。铃木特别强调了这里的创新特点。从技术创新的速度、企业对新技术的应用、IT技术与制造、市场的关联等方面看，日本企业都不能不重视深圳。

　　改革开放之初，谁能预见到，短短40年时间，深圳会成为众多海外企业全球化战略中不能忽视的存在？

初入深圳

　　1982年笔者大学毕业后，陪日本媒体团多次造访深圳。上世纪80年代，前店后厂模式兴起，深圳大街小巷的牛仔裤商店生产的产品席卷大江南北，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时尚风潮。

　　在这些牛仔裤商店中，渐渐出现了一些盒式磁带录音机商店，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索尼、三洋这样的“洋品牌”，多是一些小作坊攒出来的产品。这让日本的大型家电企业看到了商机，开始来深圳建厂。

　　国内企业也看到家电市场的巨大潜力，很快就结束了小规模的冒牌、仿制阶段，走出了一条从日本引进生产线或与日本企业合作的路子。国内家电厂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设厂，进入21世纪以后，以快速的产品开发能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渐渐超越了日本企业。

　　今天的深圳华强北市场，不论在市场规模、产品内容、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上，还是在产品的开发、设计以及企业间的合作水平上，都远远超越了日本的秋叶原市场。后起之秀华为、中兴等，则早已不只是制作交换机或通讯设备，而是成长为电子行业巨头。

独特的创新逻辑

　　2010年以后，笔者在随日本企业去深圳考察工厂，或者与工商界人士交流时发现，这些日本企业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圳如何保护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以确保它们能放心在这里投资、生产？

　　如今，日本企业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考量开始变得更为复杂。

　　日本神户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梶谷怀，将深圳技术革新分为三个层级：重视知识产权的“现代层”，不重视知识产权的“前现代层”（山寨），以开放源代码为主要特点的“后现代层”。

　　深圳与此前相比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在于强调知识产权的现代层。随着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和制度更加完善，前现代层想要通过抄袭、模仿的方式来实现发展的机会已然不多。对前现代层的仿制进行限制，十分有利于日本企业在深圳的发展，但也同时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专利保护下的现代层思维也限制了企业在深圳的发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专利保护对其他人的使用权做出了严格限制，虽然起到了保护开发者的作用，但专利本身的革新也变得缓慢起来。

　　由此，深圳演化出基于源代码开放的一种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共享逻辑。随着源代码的公开，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复制、修改和再发布相关的源代码。这里的知识产权发生了变动，企业虽然在使用源代码，但既不是简单的抄袭，也不是在支付使用费用（技术转让费、专利费）之后的全盘照搬。

　　后现代层通过开放源代码的方式，让技术革新迅速得以实现。相较而言，如果按照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流程——申请专利、交涉专利使用费、聘请律师等，技术革新的速度会大大放慢。

　　高口康太是长期驻扎在深圳调研企业的日本评论家，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在深圳，专利不再是天赋人权，不具有固有的权利，而成为人们设计出的让技术革新持续推进的一种制度。”

　　对比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开放源代码的态度，日本企业对开放源代码的理解是较为迟缓的，在深圳迅速与美国、韩国、欧洲的企业联合进行创新的时候，日本企业长期处于观望状态。日本企业在2010年以后未能从失落中挣脱出来，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开放源代码的认识不足，参与太少。深圳比中国其他城市技术革新速度快，也主要得益于这种开放的创新环境。

研发的深圳速度

　　在日本，一款新产品从研发到推向市场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且成本很高。

　　比如，此前日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希望给该公司的所有出租车安装驾驶记录仪及车载平板显示装备。公司规模不是很大，开发相关产品最多需要投入1亿日元（约合615万元人民币）。按照日本的常规情况，在投资1亿日元的情况下，开发需要7个月时间。

　　但该公司将项目内容通知给深圳的企业后，对方开价500万日元（约合31万元人民币），3个月即可交工。造成这样差距的原因是，日本的试制工厂是1万个产品起制，而在深圳1000个产品就可以试制，这使得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更省钱也更省时间。

　　在工作方式上，日本与深圳也有巨大的不同。日本企业在计算研发费用时，会考虑购买相关设备、软件等的费用。涉及到金额较大的项目，还需要提交策划书、工程计划书，经过公司领导开会，或更高一层领导的决断才能实施。

　　但在深圳，大量的方案公司、独立设计工作室（IDH）起到了上游IC原厂与下游整机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深圳有数不清的零件供应商，在这些供应商中哪些零部件最适合厂家使用，哪些不适合，做相关的确认工作是件非常花成本的事情，于是企业都比较愿意听方案公司或IDH的意见。”高口康太在日本的媒体上曾发文指出。

　　这些方案公司或独立设计工作室的存在，极大地提高了深圳产品研发和试制的效率，它们可以快速地给用户提供合适的生产方案，省去了日本企业研发过程中繁琐的程序。

　　共享知识产权、反复使用某些资源、多方组合，深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形成了一种新的基于源代码开放的共享逻辑，并由此演化出一套独特创新生态链。

　　这或许就是深圳的特点，也是进入深圳的企业持续创新，不断壮大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

来源：2021年2月10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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