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期间，一架美军运输直升机顶着肆虐的沙尘暴将一辆叉车运至伊拉克南部

    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展示了工业时代机械化部队的高峰。但冷战结束后军费资源削减，令美军无法继续维持冷战时期的军力规模，不得不朝着小型、精干、多能、联合的方向精简部队。世界各国军队也相继沿着同一路径转型。

吕涛

　　海湾战争后，美军总结反思认为：虽然获胜结果说明前期军改有效，但在作战中也暴露出很多除旧不全、立新不牢的问题，不能因为战争胜利就按下改革的暂停键甚至中止键，必须以海湾战争为新起点持续深化改革。此后，除了军事理论和武器装备，美军还十分重视革新国防体系架构和组织管理模式，以便贯彻改革意图、推动改革落地、固化改革成果。美军在海湾战争后改革国防和军队体制编制的系列做法，对世界各国军队产生了长远影响。

改进国防体制

　　作为1986年国防部改组后美军经历的一次大考，海湾战争初步验证了体制改革的成效，但一些问题仍然存在。美军抓住各类体制矛盾不放，持续发力破除体制改革的阻力障碍。

　　通过复盘海湾战争过程，美国国防领导当局系统总结战时体制内各方表现，全面审查体制设置上的漏点、断点和淤堵点，并在随后逐步加以修正。

　　如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规模，从老布什时期的40人增加到奥巴马时期的近400人，职能也从战略咨询延伸触及战役战术层面。

　　又如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主席、副主席的最高连续任职年限由6年延长为8年，以保证特定情况下政策的连续性、继承性。

　　国防部更是经历了数轮改革，如精简机构和工作流程、剥离无关基础设施、裁撤冗员等。2005年，国防部增设统管军事情报机构的副防长，成立国防部和业务局直属的信息战机构。近年，国防部又将负责采办、技术和后勤的副防长“拆分”为负责采购、维持的副防长和负责研究、工程的副防长，并设立独立的首席管理官，以提升技术创新活力和国防管理效益。

　　尽管海湾战争展现了“总统—防长—战区司令”这一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优势，美军在战后仍不断进行局部修补和完善。虽然参联会主席不处于作战指挥链中，但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无论上移还是下放，都绕不开参联会主席的起承衔接，未来在指挥协调牵涉陆、海、空、天、电、网的全域联合作战时，更加需要参联会主席跨军种协调。因此，美国国会近年通过法案赋予参联会主席“全球军事整合”的新职能，使其担负起整合美军跨地区、跨职能、跨领域作战行动的职责，国防部长还可授权参联会主席指导美军作战行动并调配力量和资源。某种程度上，美军作战指挥体制从“弱势参联会主席模式”转向“强势参联会主席模式”的趋势有所加强。此外，美军还在地理型司令部下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战时则可改编为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海湾战争中，美军中央司令部从各军种收权，有效解决了作战指挥权“统”的问题。此后，美军根据未来战争要求不断调整联合作战司令部设置，以便权力归口、均衡职能。1992年，撤销战略空军司令部，成立战略司令部，统一管理海空军战略核力量。1993年，扩编大西洋司令部，使得以单一军种为主的作战司令部退出历史舞台。1999年，美军又撤销大西洋司令部，成立兼具战区和职能性质的联合部队司令部。

　　21世纪以来，美军继续根据战略需求调整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数量和布局。2002年，组建北方司令部以强化本土防御；将联合部队司令部改为纯职能型司令部，集中负责军队改革工作；把航天司令部并入战略司令部，负责管理战略核力量及实施太空战、信息战、网络战。2011年，由于全军上下已经深刻认同联合文化，联合部队司令部被裁撤。2018年和2019年，美军又先后升级网络空间司令部、组建太空司令部，调整为目前的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

优化军队编制

　　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展示了工业时代机械化部队的高峰。但冷战结束后军费资源削减，令美军无法继续维持冷战时期的军力规模，不得不朝着小型、精干、多能、联合的方向精简部队，以更好适应后冷战时期的安全威胁。世界各国军队也相继沿着同一路径转型。

　　苏联解体后，美军首要任务从冷战时期的核常威慑转变为战略预防，客观需要用一支规模较小但更加灵活的部队取代“以力量对力量”的传统军队，建设方向也从“基于威胁”转为“基于能力”。1992年，时任参联会主席鲍威尔以《基础力量发展》报告为基础主持修订《国家军事战略》，推动美军瘦身。至2000年，美军现役兵力从213万缩至136万，裁减比例达36%，预备役人数缩减29%，但军种规模比例相较于冷战时期变化不大。进入新世纪，美军仍然注重控制部队规模、优化兵力结构、提升部队质量，但同时强调保持部队结构要素均衡，重点裁减“尾巴”（支援部队），适度裁减“牙齿”（作战部队），聚焦提升部队指挥效率和行动效率。

　　海湾战争中，由于美海军和空军的信息系统不通联，驻扎在波斯湾的海军不得不每天派飞机从沙特利雅得取回当天空战任务的命令，再复印分发给驻扎于波斯湾、红海的航母舰载机中队。战后，美军加紧向信息化部队转型，以实现“一体化联合”。1994年，美军提出打造“21世纪部队”的目标，并于1996年颁布《2010年联合构想》，凭借信息的互联互通重塑传统部队样貌。1997年，美军建成第一个数字化旅，又在2001年将第4机步师改造为首个数字化师。在海湾战争伊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空地作战只有10%实现了协同一体，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跃升为90%，充分反映了部队转型成果。

　　2004年，美陆军启动模块化部队建设，将以师为基本作战单位的部队结构转变为以重型、中型和轻型旅为基本作战单位的模块化编制，旨在打造更轻型、更具机动性和能够执行多样化任务的旅级部队，凭借“全频谱行动”优势应对多元威胁。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开始把信息作战视为未来部队的核心能力之一，参联会在1998年首次制定《联合信息作战条令》。21世纪以来，美军把网络空间作战和太空作战列为新质作战力量的发展重点。2005年版《国防战略报告》把网络空间定义为同陆、海、空、天并列的第五空间，各军种先后设立负责网络空间作战的机构。2009年，时任国防部长盖茨命令组建隶属于战略司令部的网络空间司令部，并抽调各军种人员扩充司令部直属力量，至2013年共组建133个分队，其中13个国家网络任务分队主要参与国家网络空间防御，也可以执行进攻性作战任务，还有27个网络战斗任务分队对口支援各联合作战司令部。

　　此外，美空军1998年提出“太空作战”理论，参联会于2002年颁布《太空作战联合条令》，系统阐述了联合太空行动的原则。作为美军的年轻军种，太空军于2020年成立作战司令部，并将“联队—大队—中队”三级编制结构调整为“太空三角洲部队”和“卫戍部队”两类，以实现扁平化指挥。

完善管理模式

　　周全高效的管理运行模式是推动改革举措立规生效的重要一环。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不断通过完善管理模式革除国防体系运行中的积弊，重视运用刚性制度规范各项工作的流程标准，以实现自我校正、自我约束、自我纠偏的良性循环。世界各国军队也普遍把建章立制作为军事转型的重要内容。

　　为更稳妥地抛出改革动议、支撑改革决策，美军逐步形成了战略防务评估模式。1993年，美国国防部发布《自下而上的防务评估》报告，引出后来的“灵活与选择性参与”军事战略。1996年，国会通过《国家军队结构评估法案》，要求国防部每4年进行一次防务评估。1997年，首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发布，确定以塑造、反应、准备作为军事战略目标。此后，依据《美国法典》和历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条款要求，国防部和各军种都会定期或不定期提交各类评估报告，成为牵引部队改革发展的先导手段。

　　海湾战争后，美军发起以联合训练为重心的“第二次训练革命”，来支撑联合作战指挥体制。1999年联合部队司令部成立，成为联合训练的主要实施机构，通过规范训练内容、革新训练手段聚焦联合。进入新世纪，美军又掀起新一轮以“联合能力”为核心的训练转型，先后颁布《训练转型战略计划》《训练转型实施计划》，大力加强联合训练、联军训练、跨机构训练和互通性训练，形成一体化的实兵、虚拟和推演相结合的训练环境，既利用作战理论指导训练，又通过训练和演习检验战法，最终形成成熟能力用于实战。

　　另外，随着美国国防预算的锐减，国防基础工业受到很大冲击，迫使国防部转向依赖民用企业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国会专门通过《联邦采办合理化法案》，解决了国防部推行社会化采办的法律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美军继续以灵活和商业化为原则，进一步简化调整武器装备的采办和拨款机制，缩短从技术研发到服役部署的周期。2009年，国会通过《武器系统采办改革法》，以制度化方式巩固采办方式革新，通过加强技术成熟度管理、细化装备全寿命管理、加强技术风险和成本评估等办法，不断提升军民一体化国防工业模式的效费比。

　　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后勤保障模式，效率不高且浪费严重，战后迅速启动“军事后勤革命”，成立国防财会局管理全军财务工作，成立国防给养局管理全军给养采购供应，授权运输司令部管理国防运输系统。此外，美军还制定“基地调整和关闭计划”压缩后勤规模，推进“联合全资产可视性”建设，实行“主动配送型后勤”模式。军事后勤革命的成果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体现，美军极大提高了保障时效并成倍节约开支，初步实现了“精确后勤”目标。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本期更多文章敬请关注《环球》杂志微博、微信客户端：“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