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区拍摄的飞机模型

    在美国众多利益集团中，军工复合体在军事、经济、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极为突出，是两党和政府都“惹不起的存在”。

孙迁杰 王永峰

　　无论哪一任美国总统上台，似乎都会在对外发动战争、增加军费开支、大搞军火贸易的圈子里打转。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是历任总统中少数没有发动过军事战争的一位，但在他的任期，美国创下军费开支最高纪录，卖出军火也最多。

　　这背后是何逻辑？关键点在于一个特殊的庞然大物——军工复合体。在美国众多利益集团中，军工复合体在军事、经济、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极为突出，是两党和政府都“惹不起的存在”。

越来越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二战中，美国积累了庞大的军事工业基础，赫赫有名的五大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和通用动力，都发迹于这一时期。

　　二战期间，美国各大军工企业拿到了政府各类合同总值的2/3，正是从那时起，军工企业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在战后跨国资本的驱动和运作下，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与经济体系之间产生了结构性关联，很快形成了一个由美国军队、军工企业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模式由此正式确立。可以说，军工复合体就是二战的产物。

　　冷战时期，在与苏联的全方位对抗中，大批科研机构和大学也被纳入军工复合体，让这种共生关系更加牢固地构筑起来，成为美国社会经济永久组成部分，逐步确立了其无可撼动的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开始转向金融业主导，金融资本依靠美元霸权实现全球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往往通过地缘政治冲突或战争实现，这与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军事霸权不谋而合，两者以更加默契的方式牢牢捆绑在一起，深度嵌入美国政治机制，共同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

　　此后，美国在不断增强军事力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些新兴的重要产业领域，如航空、航天、能源、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也都与国防合同有密切关系。这种明面上的合同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公关活动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就是政府、军队、企业、智库之间的“旋转门”。时至今日，军工复合体已成为美欧等一些西方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这种“战争经济学”在军事力量扩张和对外军事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隐秘的运行逻辑

　　军工复合体是由军方、军火制造商、国会议员、国防科研机构、智库、舆论界等组成的利益集体，其基本运作方式是：军工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以各种理由游说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确保政府在军事上增加或维持庞大开支，鼓动政府制造地缘政治冲突甚至发动战争，以扩大军火贸易和订单合同。这一过程中，资本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桥梁纽带和幕后推手角色。

　　一个财团往往控制着数家军工企业，一些大型军工企业也往往由多个财团联合控制。以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例，其军用业务涵盖军用飞机、直升机、舰艇、卫星、雷达等多个领域，赫赫有名的F-16、F-22、F-35、C-130和三叉戟导弹等都出自该公司，其背后是加利福尼亚财团。

　　美国十大财团都离不开军工业务，如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掌控着波音公司；洛克菲勒财团掌控着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摩根财团掌控着通用电气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格鲁曼飞机公司；波士顿财团掌控着贝尔直升机公司和雷神公司；梅隆财团掌控着罗克韦尔公司，这些军工企业都是美国国防部和对外军售的主要承包商，每年从大量军事订单中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

　　起初，军火承包商们为了实现高额利润，竞相聘用国防部退休人员，通过其人脉影响国防部相关决策。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开始聘用政府高层人员，希望通过双向的人员流动，更好地影响政府高层的军事决策，进而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订单。一些影响力大的军火承包商为了确保自身优势，还逐步加大了在国会内的活动力度，通过塑造敌人和对手来达到影响决策的目的。

不能得罪的“怪兽”

　　曾担任过二战盟军最高指挥官的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曾告诫美国民众，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带来的危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军工复合体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国家政策，绑架了美国政府。

　　然而，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在任期间，都没法对军工复合体进行打压或强力限制，就连公开的批评都很少。“不差钱”的特朗普上任之初，一心重振美国经济，与美国军火商的关系并不好，对外实施全球战略收缩，大量撤回海外驻军，对内大幅削减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各项开支，甚至数次更换国防部长等关键人物，但其依然遭受了来自军工复合体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在削减几乎所有开支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军费，达到近75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以此照顾军工复合体的“情绪”。拜登政府上台后，立即叫停了特朗普的撤军令，重新审查相关部署计划，“讨好”军工复合体的意图明显。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军火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维持着美国各地庞大的就业。全美有约30%的公司与军工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或间接提供了约1/4的就业岗位，岗位就意味着选票，没有哪一任总统会跟选票过不去。

　　二是捞取政治资本，要么为了个人利益，要么为了党派利益。特朗普曾在白宫向媒体记者展示过一张地图，上面详细标示了从对沙特的军售中获益的几个州，排名前三的正是密歇根、俄亥俄和佛罗里达等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关键摇摆州。

　　三是舆论的压力。军工复合体在舆论方面也拥有强大影响力，往往通过收买专家、学者、媒体占据舆论高地，对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是多数美国总统产生忌惮的一大原因。随着美国新政府上台，军工复合体在巩固传统利益的同时，自然会积极争取新的利益蛋糕。

老路通向死胡同

　　军工复合体折射出的，是自二战和冷战以来形成的一种军事传统和战略文化，其战略思维和政策倾向都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热衷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敌人”，善于从地缘政治危机中渔利，配合美元霸权，赚取带血美元，成为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

　　有统计表明，近几场地区冲突或战争中，近八成的主要武器供应来自美国。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战争才能让军工复合体背后的财团获得更多利益。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树立敌人。也就是说，只要感觉有了威胁，就不断夸大威胁，实在没有威胁也要制造威胁，这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贯伎俩。

　　目前来看，军工复合体与美国霸权和美国地方经济高度捆绑，对大众舆论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但从长期看，它也是美国的一大隐患。原因在于，军工复合体无法撼动的地位导致其不断膨胀壮大，不断改造着美国权力精英体系，也绑架了美国实体经济，导致其利益边界与普通民众利益完全脱离，持续发展下去可能会引发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经济的过度军事化。

　　从世界范围看，经过新冠肺炎疫情考验，各国普遍对和平环境下经济复苏抱有期望，也对国际合作应对挑战有了新的认知，特别是在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壮大和人类命运共同演化的大背景下，逆全球化、对外“脱钩”、制造冲突甚至发动军事战争的道路不得人心。美国军工复合体如果不走向转型之路，不把追求利益与促进人类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只会在对内绑架政府经济、对外破坏世界和平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瓦解崩溃，甚至给世界人民带来大战灾难。

　　（作者单位：陆军某直属单位）

来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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