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4日，在德国柏林，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中）抵达新闻发布会现场 张帆摄/本刊

文/李正东 马晓霖

编辑/吴美娜

德国2025年年底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德国人支持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严控移民为政策目标。在这个由德新社委托舆观调查公司进行、覆盖2100余名合格选民的民调中，53%的受访者“完全支持”多布林特的政策目标，23%表示“相当支持”，明确反对者仅占15%，另有9%未明确表态或回答。换言之，超过四分之三的德国选民支持收紧移民政策。

此前，德国联邦议院于2025年10月批准废除上届政府颁布实施的“三年快速入籍”法律。多布林特下令强化德国边境管制，并在欧盟层面推动制定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

近年来，整个欧洲包括德国在内排外情绪明显升高，主张严控移民的政党支持率普遍攀升。移民问题长期位居德国选民最关心的政治议题之首，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与该党反移民立场不无关系。在2025年5月举行的总理选举投票中获胜的默茨，也主张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以消除公众对非法移民的担忧。

上述情况表明，德国曾引以为傲的“欢迎文化”正在退潮，让位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边界控制等民众关切。这一转向，深刻反映出德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关于“谁是德国人”的认同危机。

移民长期面临身份认同危机

德国联邦内政部1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收到的庇护申请数量大幅下降：收到首次庇护申请约11.3万份，较2024年下降51%，较2023年下降66%；收到的首次与后续庇护申请合计为168543份，同比下降32.8%，连续两年显著回落。2023年德国收到的首次与后续庇护申请总数曾高达351915份。

这一变化不仅是政策效果的体现，更是政治意志的外化，反映出政策背后的相关共识发生了显著变化。当超过四分之三的选民支持严控移民时，移民问题作为政治议题的敏感性更加凸显。

如果说政策和数据展现的是国家层面的压力，那么移民个体的真实处境则揭示出德国社会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身份认同危机”。以土耳其裔移民为例，这一群体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外来移民族群。官方数据显示，德国2024年总人口为8277万，其中约2500万人拥有移民背景，土耳其裔约302万，数量最多。

土耳其人移民德国，从双边相关协议层面看，可追溯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西德）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从土耳其招募劳工的时期，发展至今，这一群体在德国已繁衍至第四代，并深度嵌入德国社会。

但人口规模的增长并未自动带来身份认同的完成，德国在移民融入政策上目前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家通过语言能力认证和官方“融入课程”将移民纳入制度化管理轨道，但这种以合规和考核为核心的融入路径，难以消除移民在现实社会交往中的孤立感。

即便在长期居住、稳定就业并最终取得国籍之后，很多移民的“融入”仍停留在法律身份层面，未必能转化为真实的社会归属感，部分移民在住房、就业与日常社会交往中仍遭遇以姓名、出身和文化背景为标识的差别对待，被视为“名义上的德国人”。

这一制度纳入与社会排斥并存的状态，构成了德国移民问题的核心矛盾，也为极右翼力量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空间。

2025年12月17日，德国总理默茨（前排右一）在位于柏林的德国联邦议会接受例行问询 杜哲宇摄/本刊

“他者化”机制复杂演变

当代德国社会围绕移民问题所呈现出的政治极化与制度转向，深深嵌入德国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与国家治理体系中。若仅将当前德国选择党支持率攀升、默茨政府移民政策急剧收紧视为短期危机反应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偶发回潮，就难以解释其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与跨阶层共鸣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政党体系在处理移民问题时逐步构建出一套稳定的“他者化”机制。这一机制并非单纯出于对文化差异的认知，而是源于国家如何在政治话语中界定“谁能成为德国人”“谁是德国人”，并借此重塑主流身份边界。例如，在主要政党的公共表述中，土耳其裔群体常被符号化为“穆斯林他者”，并被泛化为潜在的社会问题根源，与保守主义、性别压迫、教育落后等刻板标签相捆绑。

这种话语逻辑存在于德国多个政党中，无论是基民盟的主张文化整合优先，还是社民党倡导的以融合为目标的多元文化主义，都未能真正摆脱通过“他者化”移民的身份来构建政治正当性的路径。在这一认同框架中，被判定为“融合不足”的移民群体反复被嵌入公共话语所建构的“他者”位置。

这一“他者化”过程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化层面，也体现在制度与法律结构层面。德国长期奉行以血统为核心的国籍法，直到2000年才在多重压力之下进行部分改革，允许在德国出生的移民后代在一定条件下获得公民身份。但即便国籍取得制度有所松动，政党在选举中向移民群体动员时的策略仍普遍体现出工具主义与排外倾向。选举期间，移民常被作为潜在选票被工具性动员，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却又被系统性地边缘化。

造成这一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党体系逐渐发展出一种以“安全与融合”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框架。特别是经历“9·11”事件、柏林圣诞市场袭击、叙利亚难民危机等之后，外来移民或难民在政党话语中被日益“安全化”处理。

融合政策被安全话语所包裹，重点不再是如何构建平等的公民社会，而是日益凸显其防范极端主义、确保社会秩序的工具属性。国家对外来移民进一步加强监管，并将能否有效融入德国社会作为区分“好移民”与“坏移民”的标准，进而把一系列针对特定群体的政策合法化。

近年来，从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到主流政党政策立场的整体右移，再到在联邦层面收紧入籍与边境管控，移民问题在德国早已不再是单一的社会治理议题，而成为重新界定谁是“德意志共同体”成员的追问。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为了迎合民意，而是德国在多重危机叠加背景下对身份认同边界启动了再确认。

移民问题重塑德国政治

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正是在这一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与国家治理结构演变中完成的。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为其提供了关键的政治机遇，而其真正的成功，则在于它对德意志保守主义传统进行了现代转译。德国选择党并未将移民视为单纯的社会治理问题，而是系统性纳入了“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安全”一词，被扩展为涵盖文化同质性、福利可持续性、国家能力与民族连续性的综合概念。

通过这种叙事，移民被建构为一种多重威胁：文化侵蚀者、福利掠夺者和社会失序的诱因。与此同时，“普通德国人”则被塑造为被建制派政治忽视甚至背叛的“共同体主体”。这种高度对立化的叙事结构，直接继承了德意志民族保守主义中“共同体内部-外部”的经典区分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叙事持续向主流政治力量施压，迫使传统政党在移民议题上整体右移。结果是，移民问题不但未“去政治化”，反而被进一步制度化为国家认同再确认的核心工具。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无论是19世纪末的波兰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耳其劳工、十多年前的中东难民，还是当下的乌克兰难民，移民群体的主体在变，但“谁是德国人”“谁能成为德国人”的问题始终未被真正解决。正是这种认同困境，导致移民问题不断被重新激活，成为德国政治中最具动员力的议题之一。

因此，德国当下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移民数量或融合政策出现了技术性失灵，而是已深陷一场深植于其民族形成史、国家建构逻辑与保守主义传统中的结构性危机。移民问题之所以成为撬动德国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正因为它触及了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全球化冲击下最为敏感也最为不安的神经。

（李正东系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晓霖系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讲席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