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8日，彝族打歌队在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拱辰楼广场与游客共舞（无人机照片）

文/《环球》杂志记者 崔可欣（发自巴黎）

编辑/马琼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其灵活性、规模和速度令人着迷。”法国斯托纳尔（Stonal）公司首席执行官、法国《快报》专栏作家罗班·里瓦东（Robin Rivaton）近日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这样评价。

　　里瓦东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多年前，他曾在中国沿海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但真正改变他认知的，是2025年的一次家庭旅行——他与妻子以及两个年幼的女儿，用一个月时间从中国沿海地区深入内陆，行程近5000公里。

　　“我在那次旅行中看到的中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法国和欧洲政界普遍持有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回到巴黎后，他原本只想写一篇长文加以梳理，却最终完成了一本400页、引用约700条文献的著作《为何中国将主宰21世纪》。在他看来，中国式创新并非源于个体天才，而是建立在规模、规划、竞争与统一市场之上的一整套“生产体系”，通过持续提升生产率和大规模迭代实现了技术进步。

　　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他开始追问：如果欧洲对中国的理解出现了偏差，那么这种偏差究竟从何而来？

中国式创新：一种系统驱动的生产力提升机制

　　在欧洲的主流叙事中，中国的技术进步常被简单归结为“复制”或“追赶”。但里瓦东认为，这种判断忽略了更关键的东西——在中国，创新并非一时的灵感闪现，而是供需结构变化持续推动生产力提升的结果。

　　换句话说，创新不是零散发生，而是嵌入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体系之中——需求侧不断提出更高效率的要求，供给侧通过持续改进予以回应，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近乎自我运转的生产力提升机制。

　　这种机制最鲜明的特征是渐进式创新。

　　在里瓦东看来，与其追求颠覆性的突破，中国制造更擅长在无数个细微改进中不断逼近效率的极限。这种路径不张扬，稳定且高效，也更容易在大规模生产体系中复制。它与中国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天然契合，使创新不止步于少数人的能力，而成为一种被不断放大、反复复制的系统性能力。

　　这也体现在研发体系中。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显著高于欧美，创新不仅发生在实验室，更直接嵌入生产过程，紧贴市场需求展开。

　　在人工智能（AI）领域，这种取向尤为明显。除了追逐在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沿取得突破，中国更强调将AI嵌入具体场景——从研发、制造到公共服务与商业流通。技术因此成为提升整体生产率的工具。“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让劳动者的小时生产率每年提高1%，十年之后，这将带来一场几乎无声却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里瓦东说。

　　因此，当欧洲仍在追问“中国是否具备原创创新能力”时，中国的创新早已在另一个维度展开——它被塑造为一种可以持续运转的系统能力。

车间里的创新：从微小改进到产业能力

　　“中国制造”等同于“低成本、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依然是不少欧洲人的刻板印象。但在东莞的一次经历，让里瓦东看到颠覆他认知的图景。

　　里瓦东探访的这家企业，更像一个小型车间，生产用于小型电动机的绕线定子。设备谈不上先进，整个生产体系的核心就是使用了十多年的几台半自动绕线机。

　　但真正打动他的，其实是这家企业对现有设备的改良。

　　没有成体系的设备更新，也未进行成本高昂的自动化升级，所有变化都只是细节：调整导线导向夹具，减少绕线重叠；将原有张力系统替换为更稳定的磁摩擦装置；自制光学计数传感器，实时监测线圈匝数。

　　这些改动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在成千上万次的重复生产中，它逐步降低了废品率、压缩了成本、提升了一致性，一线工人的技能也随之提升。

　　“没有什么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只是通过一次次的微调，让效能不断累积。”里瓦东从这里看到了中国创新最真实的底层逻辑。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企业或车间有很多。据他了解，中国约有360万家年营业额不足2000万元的制造业企业，每家企业平均只有10名员工。这些分布广泛的小型生产单元，使中国能够以极高的灵活性，制造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从3D打印机到电动汽车，乃至无人机。

　　里瓦东感叹，中国的创新并不只存在于科技巨头或国家实验室中。它弥散在无数车间里，不停地重复、改进与积累，最终促成工业体系的整体跃迁。“正是这些分散在车间里的经验和工艺改进，构成了中国真正的‘物质文明’。”他说。

制度信任：让创新持续发生

　　仅仅从技术和产业层面观察，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创新为何能够以如此规模和速度展开。

　　在欧洲的许多讨论中，中国的制度常被简单理解为一种高度集中的控制结构，似乎与创新所需的活力天然相悖。但在里瓦东看来，这种理解忽略了更深层的运行逻辑。

　　他认为，“中国模式”并非一个可以被简单复制的范本，而是由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以竞争与协调并存为特征的组织形式，以及以基础设施、教育和关键资源配置为支撑的物质文明体系。正是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创新不断被放大和扩散。

　　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制度信任”。这种信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个体与组织的关系中。里瓦东回忆，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夏夜，他看到社区里有老人在跳舞、孩子们在奔跑，气氛热烈且秩序井然。在他看来，正是对美好未来的确定预期让中国人既从容又进取。

　　而且，这种信任越来越体现为一种治理能力：资源能够被大规模重新配置，局部利益可以被调整，而不会引发系统性动荡的风险。经济增长不仅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不断强化着信任的基础。

　　这样的环境，使得创新不仅能够萌发，还能迅速扩散，嵌入制度、社会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合力。

　　在里瓦东看来，中国模式已进入成熟阶段。它既难以被简单复制，也难以用欧洲的既有认知框架来解释。或许，真正需要调整的并不是中国，而是外界观察中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