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左）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发表讲话

文/吴薇 曹佳敏

编辑/黄红华

　　同盟体系是美国维系全球霸权、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工具，其结盟方式也伴随国际格局变迁与美国战略需求迭代持续演变。如今，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矛盾日渐增多，美国维系盟友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未来，美国的结盟方式将如何调整，或可以从历史演变中发现其规律和演变趋势。

结盟横跨三个历史阶段

　　美国的结盟理念与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孤立主义主导、有限结盟、全球霸权结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结盟方式均深刻反映当时美国的战略诉求。

　　美国建国后至一战前：孤立主义主导下的有限结盟。美国建国初期，国力孱弱且地处美洲大陆，远离欧洲列强的纷争漩涡。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指出，美国应避免与外部世界任何国家建立永久同盟，不卷入欧洲的政治与军事冲突。这一理念成为美国早期的外交核心准则。此时美国的核心战略是巩固独立、拓展领土、专注国内发展，结盟仅作为临时性、应急性手段，且严格限定在美洲区域内。

　　19世纪初，美国提出“门罗主义”，将美洲视为自身势力范围，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当时虽未建立正式军事同盟，但通过外交协调与区域共识构建了隐性的区域防御体系，本质是为了排除外部势力干涉，保障美国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美国几乎没有跨区域的正式同盟，结盟行为完全服务于本土安全与区域扩张，呈现出临时性、区域性、非军事性的特点，孤立主义始终是外交主流，正式结盟被视为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行为。

　　一战至二战结束：从有限结盟到全球结盟的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欧洲战场的局势变化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拓展，推动其结盟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战初期美国保持中立，后期为维护自身在欧洲的经济利益与国际话语权，加入协约国集团，与英、法等国建立临时性军事同盟，这是美国首次大规模介入欧洲事务并参与跨大西洋同盟。战后美国试图通过构建国际联盟主导国际秩序，但因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最终未能如愿，结盟政策重回保守，但觊觎全球利益的萌芽开始显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结盟方式的重大转折点。二战初期，美国仍秉持中立立场，通过《租借法案》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物资援助。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扩张，美国本土安全与全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参战，与苏、英、中等国组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构建全球性军事同盟。此次结盟以击败法西斯国家为共同目标，兼具军事协同、经济互助、政治合作多重属性，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成为同盟体系的核心。

　　二战结束后，法西斯势力覆灭，伴随美苏矛盾迅速激化，很快形成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美国为遏制苏联、争夺全球霸权，彻底放弃孤立主义，转向长期、稳定的全球结盟战略，为后续霸权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美国由此开启了系统性、全方位的结盟进程，一步步构建起覆盖全球的军事与经济同盟网络。在军事领域，1949年美国牵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与西欧国家建立集体军事同盟，确立“集体防御”原则，实现军事部署、指挥体系、情报共享的一体化；在亚太地区，美国先后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签署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形成“轴辐式”同盟体系，即以美国为核心，亚太盟友为辐条、服务于亚太地区的冷战对抗。在经济领域，美国主导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推动关贸总协定成立，与西方盟友形成经济同盟，通过经济援助、贸易互惠、金融管控绑定盟国利益，巩固西方阵营的经济优势。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同盟体系的战略目标从对抗苏联转向维护单极霸权、应对地区冲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北约持续东扩，吸纳中东欧国家入约，延伸防御范围；亚太双边同盟不断强化，合作领域从传统军事安全拓展至反恐、核不扩散、海洋安全等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竞争加剧，美国将中国、俄罗斯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其同盟体系进一步转型，从全面结盟转向选择性结盟，构建小多边同盟机制。

2013年4月5日，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的两国官兵

不同阶段呈现差异化特征

　　美国的同盟体系历经数十年发展，在不同战略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首先，结盟目标始终服务于美国战略。冷战时期，结盟核心目标是遏制苏联、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军事与经济同盟均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展开。盟友需承担对抗苏联的义务，美国则为其提供安全保护与经济援助。冷战结束后，同盟目标转变为维护单极霸权，防范潜在竞争对手。当前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结盟的核心是围堵遏制战略对手，通过整合盟国力量，在军事、科技、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形成合力，确保自身霸权地位不被挑战。

　　同时，美国同盟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同盟体系始终针对特定的战略对手，非盟友国家被排除在合作体系之外，甚至被视为威胁。美国在同盟内部推行意识形态同质化，要求盟友认同西方价值观，将意识形态作为同盟凝聚的纽带，进一步强化同盟的排他性。

　　其次，军事同盟为主、经济同盟为辅，实现多领域利益绑定。美国的同盟体系以军事同盟为核心支柱，经济同盟为重要支撑，二者相互配合，实现对盟友的全方位控制与利益绑定。军事方面，美国通过北约、亚太双边同盟等机制，推动军事一体化进程，在盟友境内部署军事基地、派驻军队，构建全球军事部署网络，实现指挥权、作战体系、武器装备的统一。

　　经济方面，美国通过经济援助、贸易优惠、技术合作等方式，拉拢盟友并控制其经济命脉。冷战时期，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同时将欧洲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削弱欧洲自主发展能力。当前，美国推动盟友间的供应链重组、技术封锁，构建“小院高墙”式的经济同盟，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领域限制盟友与战略对手合作，将经济工具化、科技武器化，以服务其大国竞争战略。

　　第三，同盟结构层级分明，亲疏远近差异显著。美国的同盟体系并非扁平化结构，而是呈现出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的层级化特征，根据盟友的战略价值、意识形态契合度、实力强弱划分亲疏远近，不同层级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差异极大。

　　核心层盟友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主，美国与其共享核心情报、联合研发尖端武器，形成“特殊关系”；紧密层盟友包括北约主要欧洲国家（德、法、意）、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是美国在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战略支点，美国为其提供全面安全保护，同时要求其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承担防务开支与军事协同义务；松散层盟友则包括中东、拉美等地区的国家，美国与其结盟主要为实现区域战略目标，合作多集中在特定领域，承诺与支持具有临时性，一旦区域战略调整，同盟关系便会弱化。

　　第四，大国竞争背景下，同盟内部矛盾凸显，合作边界清晰化。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外部压力使得盟友与美国的利益高度一致，内部矛盾被掩盖，同盟凝聚力较强。冷战结束后共同对手消失，盟友与美国的战略分歧逐渐显现，而当前大国竞争时代，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挤压盟友利益，导致内部分歧持续扩大，同盟合作的边界愈发清晰。

　　一方面，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在防务开支、贸易关税、技术合作等方面损害盟友利益。例如，美国多次要求北约盟国提升防务开支，引发德、法等欧洲国家不满。另一方面，盟友的自主化诉求不断提升，欧洲国家推动战略自主，构建欧洲独立防务体系，企图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亚太盟友在经济上与战略对手联系紧密，不愿完全追随美国对抗主要竞争对手，试图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最后，同盟形式灵活多变，从多边同盟向小多边、双边同盟转型。传统上，美国以多边同盟为主要形式，北约是多边军事同盟的典范，通过集体机制整合盟友力量。但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多边同盟内部协调成本上升、分歧增多，美国开始转向“小多边同盟”与“双边同盟”相结合的同盟形式。

　　“小多边同盟”以针对性强、运作高效为特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均属此类，针对所谓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吸纳核心盟友参与，排除意见不合的国家，避免多边机制的低效与内耗。“双边同盟”则是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基础，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双边同盟直接控制盟友，灵活调整合作内容，根据不同盟友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合作策略。这种灵活的同盟形式，使美国可以快速适配战略需求，集中力量应对核心挑战，同时降低同盟运作成本，减少内部矛盾的干扰。

大国竞争时代的新特点

　　当前国际格局进入多极化加速发展阶段，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同盟内部矛盾持续凸显，美国结盟方式迎来新一轮转型，呈现出选择性强化、领域分化、边界收缩、机制重构等趋势，同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挑战。

　　其一，同盟战略聚焦大国竞争，针对性与对抗性进一步强化。由于全面聚焦大国竞争，同盟的针对性与对抗性持续升级。美国为此整合欧洲与亚太两大同盟体系，推动北约“印太化”、亚太同盟“全球化”，以实现跨区域结盟。

　　军事领域，美国持续推动北约加大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与地区盟友的联合军演、武器共享、情报合作，构建覆盖全球的军事同盟威慑网络；科技领域，联合核心盟友构建技术壁垒，限制高端技术向战略对手流出，打造排他性的科技同盟；经济领域，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重组全球供应链，将盟友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循环，削弱战略对手的经济影响力。

　　其二，同盟层级进一步收缩，核心小圈子化趋势明显。面对同盟内部的分歧与利益冲突，美国通过精简同盟层级，聚焦核心盟友，构建小范围、高凝聚力的同盟小圈子，与此同时放弃对次要盟友的全面承诺，减少战略资源的分散投入。

　　具体来说，核心层以AUKUS、“五眼联盟”为基础，巩固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特殊同盟关系，共享核心战略利益；紧密层保留北约核心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关键战略支点国家，强化军事与科技领域合作；对于中东、拉美等地区的松散盟友，减少安全承诺，仅保留特定领域的临时性合作，甚至逐步淡化同盟关系。

　　其三，军事同盟与经济同盟分化加剧，各领域合作边界固化。美国与盟友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同盟关系继续强化，但经济、贸易领域的分歧将长期存在，两大领域的同盟合作分化，合作边界进一步固化。军事安全是同盟的共同核心利益，面对大国军事竞争与地区安全风险，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依然存在，美国也仍需借助盟友的军事力量实现全球部署。因此双方在军事演习、防务协作、威慑行动等方面的合作将持续深化。

　　但经济领域，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盟国的经济利益诉求矛盾难以调和，欧洲、亚太盟友与战略对手的经济联系紧密，并不愿为配合美国的大国战略过度牺牲自身经济利益，由于美国将自身经济利益置于同盟经济合作之上，使得贸易摩擦、技术竞争等内部矛盾频发。

　　其四，盟友战略自主化提升，美国同盟主导权持续弱化。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盟友的战略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美国对同盟的绝对主导权持续弱化，同盟关系从“美国主导、盟国追随”转向“协商博弈、有限合作”。

　　欧洲方面，欧盟加快推进战略自主，构建欧洲防务联盟，减少对北约与美国的安全依赖，在对俄政策、对华关系上坚持自身立场，不愿完全追随美国搞对抗；亚太方面，日本、韩国试图提升自身军事自主能力，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彻底倒向美国；即便是核心层盟友英国、澳大利亚，也会根据自身国家利益调整政策，不再无条件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美国将不得不通过妥协、让利换取盟友的支持，维护同盟的内部稳固。

　　其五，同盟运作机制转型，灵活性与临时性增强。为适配大国竞争的快速变化与同盟内部的分歧，美国逐渐摒弃传统固化的同盟机制，转向更灵活、临时性、议题导向的同盟运作模式。表现为针对不同的战略议题组建不同的同盟组合，例如在海洋安全领域联合日、澳、菲；在科技领域联合日、荷、韩；在反恐领域联合中东盟友。一事一议、灵活组合。

　　这种临时性的议题同盟，无需长期的条约约束，运作效率更高，能够快速响应战略需求，同时避免因长期同盟带来的利益纠纷。但这也导致同盟关系缺乏稳定性，难以形成长期战略协同，美国与盟友的合作更多是短期利益交换，而非长期战略绑定。

　　（吴薇系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曹佳敏系陆军指挥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