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2日，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的针对格陵兰岛的言论及其随后一系列表态

文/崔磊

编辑/黄红华

　　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的一些盟友在外交、安全、经济以及科技领域掀起一股战略自主的热潮，例如，欧洲高呼“防务自主”，反制美国经济霸凌，日本、韩国推行双轨策略，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在现有国际秩序未发生巨变，美国国力依然强盛的硬约束条件下，这种自主很难产生实质性的权力转移。

追求外交、安全自主

　　近年来，美国的欧洲盟友在重大地缘政治和外交议题上试图摆脱美国的政策框架，展现独立的外交姿态。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问题上，它们不再无条件追随美国，而是希望基于自身利益，进行独立评估与行动。

　　俄乌冲突初期，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扮演调停者角色，与美、英等国立场形成鲜明对比。2025年3月，在美国援乌政策出现摇摆时，法国联合逾30国组建“志愿者联盟”，旨在展示欧洲具备独立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

　　美以伊战争爆发后，欧洲部分国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保护平民并遵守国际法，未直接认可美以打击的合法性。英、法等国同意提供防御性支持，英国允许美军使用基地，法国派“戴高乐”号航母和防空部队赴塞浦路斯，但均强调防御而非进攻，并拒绝全面卷入伊朗政权更迭。此外，意大利、挪威、土耳其等国批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主权原则，西班牙禁止美军使用其领空和利用其基地打击伊朗。在联合国，法国与中、俄一起投下反对票，反对通过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的亚太地区的一些盟友的反应则更为务实。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虽强调伊朗核威胁与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但明确表示不直接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强调自身角色仅限于防御或外交支持。日、韩等国反应更为低调，呼吁对话与克制，主张优先维护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相比于外交领域，一些盟友在安全领域追求战略自主的言行更为突出。法国总统马克龙长期倡导欧洲防务自主，多次强调应加强国防能力、经济韧性和政治统一，构建独立于外部的决策框架。尽管德国总理默茨等领导人仍视北约为核心，但也强调构建北约的“欧洲支柱”，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并与法国探讨核威慑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英国首相斯塔默使用“欧洲更大自主性”的表述，主张从过度依赖转向相互依存。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明确宣称，欧洲必须变得更加独立，别无选择。她计划制定新的《欧洲安全战略》，激活欧盟共同防御条款，推动安全事务决策采取多数决原则，将英国重新纳入欧洲安全架构。这些言论反映出欧洲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怀疑，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

　　2025年，欧盟推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增加8000亿欧元防务支出，推动国防工业整合、联合采购和能力建设，目标是构建“一个安全且具有韧性的欧洲”。德国解除债务刹车机制，计划在国防领域投资数千亿欧元；波兰2026年国防开支已超GDP的5%目标，成为北约首个达标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亦接近承诺目标。2025年北约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国防开支增长显著，防务支出总计高达4918亿欧元，同比暴增20%。

　　在亚太地区，日本强调加强与美联盟的同时不断提升自主性，包括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推动防卫装备国产化等。在扩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机制的同时，日本还与澳大利亚在2025年“2+2”会上承诺提升“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探索防卫合作升级，增加联合演习频次和复杂度，并强调与韩国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合作。韩国力争在2030年前分阶段落实“韩军主导、美军支援”的联合作战模式，逐步降低对美军事依赖，以提升独立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在深化与美合作的同时，韩国还参与日澳韩三边防长会，追求更均衡的地区安全架构。澳大利亚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日澳互惠准入协定，旨在增强自主投射能力。

经济上减少对美依赖

　　在经济层面，盟友也在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在自由贸易领域，欧洲对外自贸合作进入了密集谈判与升级更新的快车道，致力于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进一步体现对经济主权的追求。近年来，欧盟先后与南共市、印度签署自贸协定，与东盟整体的自贸协定谈判仍在进行，且已进入最后阶段，与越南、印尼等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协定也已经签署。

　　在技术领域，欧盟持续推进《芯片法案》，目标是到2030年芯片制造占全球的20%，重点发展汽车和工业领域主流芯片，减少对外国制造的依赖。同时，“盖亚-X”项目作为欧洲数据与云主权基础设施已进入实际部署阶段，旨在扭转亚马逊、微软、谷歌等美国超大型企业主导欧洲70%云市场的局面。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强化反垄断执法，对谷歌、苹果和X等美企处以高额罚款，并强制要求互操作性，以扶持“欧洲制造”的替代方案。2025年12月5日，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服务法案》对埃隆·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X罚款1.2亿欧元。

　　在金融领域，欧洲自主化步伐较缓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数字欧元旨在增强支付自主性，并减少美元主导的跨境结算风险。欧盟还推动建立储蓄与投资联盟，鼓励本土资本市场的发展，以降低对美国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并未主导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更多通过货币多元化储备和双边货币互换实现缓冲，而非直接挑战美元的垄断地位。这反映出欧洲对金融自主的谨慎：既要摆脱单一依赖，又需维持与美国金融体系的互操作性。

2026年3月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离开位于首都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前往议会发表声明。他表示，英国不会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进攻性打击

结构性权力制约同盟的未来

　　美国盟友试图实现战略自主的努力不是新鲜事，但多年来总体评价是“雷声大，雨点小”，其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并未实质性减少。近年来，美国政府一些要员屡屡制造冒犯性言论，不断采取挑战盟友底线的行动，但后者再三忍让，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比如，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位于英国苏格兰南艾尔郡的特恩贝里高尔夫球场共同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该协议以不征收“对等关税”和大幅对美投资为条件，换取美国的长期安全承诺。再如，2025年9月美日签署的贸易协议也显示出双方关系的不对等，日本在美投资的方向由美国主导，投资的大部分收益也将落进美国囊中。

　　美国盟友推动的战略自主为何如此步履蹒跚？究其根本，美国强大的结构性权力，即塑造国际规则、限制他国选项的能力，决定了盟友们的战略自主道阻且长。与强制力相比，结构性权力更隐蔽、更持久，因为它不是一味施压，而是事先设定游戏规则，导致盟友的自主选择空间被大幅压缩。

　　根据国际政治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理论，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主要体现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类结构中。美国通过主导这四个结构，使同盟体系里的国家即使口头上喊“战略自主”，也无法真正摆脱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

　　首先是安全结构。通过北约、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同盟、五眼联盟等同盟机制，美国牢牢掌控了全球安全结构的供给端。盟友的本土防务能力被有意无意地空心化：欧洲多数国家国防预算长期不足GDP的2%，F-35战斗机、核保护、情报共享等核心装备或能力高度依赖美国。它们一旦试图实现战略自主，如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或德国提出“时代转折”，立刻面临严峻的现实：没有美国的情报、指挥链和核威慑，欧洲在面对俄罗斯或其他潜在对手时，安全成本将骤增。

　　同盟体系内的国家试图脱离美国的安全结构，就等同于重新武装、重建威慑，其代价远高于继续搭车。这正是结构性权力的体现：美国无需发出威胁，盟友就会基于“理性”自动选择依赖。

　　其次是生产结构。通过技术壁垒、出口管制和供应链控制，美国掌握了高端制造的核心环节，如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精密机床、AI芯片等，盟友的生产结构早已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日韩、欧洲的汽车、电子、制药产业，其上游关键部件和技术标准多由美国企业把控。即使欧盟试图通过《芯片法案》或《关键原材料法案》实现技术和供应链自主，最终仍需美国技术授权或供应链合作。

　　结构性权力的隐蔽之处在于，美国无需禁止盟友生产什么，只需要求它们的生产符合美国设定的标准和供应链。一旦盟友想完全自主，就必须付出巨额重复建设成本和效率损失，经济成本巨大。

　　第三是金融结构。美国掌控全球金融结构的核心是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SWIFT支付系统、美国国债市场以及金融制裁能力。盟友企业的跨境贸易、能源进口、储备资产大多以美元计价。美国一旦动用二级制裁，与被制裁国家交易的企业就会面临被踢出美元体系的风险。即使欧元区试图推动欧元国际化或建立独立清算系统，也因美元的网络效应太强而收效甚微。盟友想在金融领域实现自主，就必须承受金融市场的惩罚性溢价或资本外流。

　　最后是知识结构。由于掌握好莱坞的文化产业、媒体、智库、大学、互联网平台等，美国能够主导全球的知识生产，这是美国强大的软实力优势。潜移默化的知识灌输，就已经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如何理解战略自主这个概念本身。在这里，战略自主往往被定义为对美国的补充而非替代，任何真正的独立声音都会被贴上“反美”“幼稚”“不负责任”的标签。智库报告、媒体叙事和学术标准都在不断强化跨大西洋团结是唯一理性选择的认知。决策者即使有自主意愿，也会在国内面临挑战，因为选民和精英已被美国设定的知识结构“预先说服”。

　　让美国的结构性权力更为稳固的是，上述四个结构存在联动。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迫使盟友在做经济决策时倾向于顾全大局，不愿因追求经济自主而损害安全关系；知识结构通过智库和媒体的文化输出，将战略自主定义为在联盟内增强韧性，而非与美国脱钩，任何激进的、独立的声音均被视为不负责任或损害集体安全。美国盟友每一次战略自主的尝试，无论是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欧盟的“欧洲防卫基金”，还是日本的“自主防卫能力”，最终都可能因为脱离任何一个结构的企图而触发其他结构的连锁惩罚。

　　美国这种结构性权力的精髓在于：它不是霸权国家命令盟友服从，而是让盟友自己经过理性计算，得出“服从才是最优解”的结论。真正的战略自主，需要它们同时挑战美国在安全、经济、外交等领域的霸权，而这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发生，除非全球性的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重组。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