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总部大楼

文/张宇星 贾珍珍

编辑/黄红华

　　在当前的中东战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呼吁盟友派海军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护航。然而公开表态支持的盟国寥寥无几，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不满，称北约是“一条单行道”，美国向盟友提供支持，盟友却未必会在美国需要时出手相助。

　　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问题上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同盟体系的运行逻辑已然发生变化。

　　纵观二战结束后至今的美国同盟体系，从冷战时期的遏制工具，到后冷战时代的干预工具，再到后来的交易同盟，每一次调整都始终围绕一条主线：使同盟体系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服务于美国的霸权战略。

冷战催生的遏制工具

　　1947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以遏制苏联扩张，相关指导思想后被称作“杜鲁门主义”。这次演说不仅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也宣告美国彻底从孤立主义转向遏制战略。

　　考虑战后欧洲经济萧条与社会动荡，为阻止苏联势力不断西进，美国意识到，仅靠本国力量难以在与苏联对峙中占据上风，于是着力主导建立同盟体系，将盟友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战略格局，共同分担遏制苏联的成本。

　　1949年，美国领导建立了北约。北约并非单纯的防御联盟，而是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对外遏制苏联向西欧扩张，对内约束西德并防止欧洲出现中立主义倾向的双重功能。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相当清楚地点明了这一意图：“北约的目标是让美国人进来，让俄国人出去，让德国人低头。”

　　通过北约，美国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欧洲的军事基地、情报网络和战略纵深。北约国家在获得安全保护的同时，不得不将部分战略自主权让渡给美国。同盟体系既起到遏制对手的作用，也成为阻止地区力量独立的“刹车片”。

　　在亚太，美国的同盟构建几乎同步展开。1951年到1955年，美国先后同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等签订《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构建起一条从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延伸至东南亚的“第一岛链”。这些条约规定，日、韩、菲等国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分担驻军费用、接受美军指挥，而美国牢牢握有核保护伞与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权。

　　朝鲜战争爆发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美国对亚洲的威胁感知远高于欧洲。加上亚洲各国国力普遍偏弱，彼此之间还存在着重重矛盾，与其费力构建一个难以运作的多边机制，不如采取更直接的方式，由美国与每个国家分别缔结条约，实现一对一的控制。在亚太地区构建的“轴辐体系”让美国避免了多边协调的繁琐，不需要与盟友协商，直接下达指令就能够直接指挥每个盟友。

　　无论具体形式如何，美国同盟体系的本质特征始终是等级制。美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盟友扮演从属功能角色。

　　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已在全球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制同盟体系。从欧洲到亚太，盟友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延伸臂膀。借助这套体系，美国以远低于独自承担的成本，维持了对苏联的长期战略优势。

由工具化向武器化转型

　　1991年，随着华约的解散和苏联解体，威胁到北约存在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冷战后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同盟体系的活动空间大受压缩。但在美国看来，同盟体系依然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核心。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言：“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不复存在”。

　　转型从北约东扩开始。1999年，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拉开了北约吸收前华约国家的序幕。同年4月，北约首脑会议通过《联盟的战略概念》文件，明确提出联盟要走出防区。北约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防卫型转为进攻型、由区域性防御组织转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干预”组织。对美国来说，同盟不再是被动的盾牌，而是可以主动出击的矛枪。

　　这一战略转向很快在实战中得到检验。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持续78天的空袭行动。北约打出的旗号是“防止人道主义危机”，但北约成员国没有遭受任何攻击，安理会也从未批准这一军事行动。

　　北约空袭南联盟，不仅压缩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强化了北约内部的控制力，还确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对任何目标动武。北约遂成为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的工具，用以阻止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竞争者出现。

　　亚太地区的美日同盟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1994年朝鲜核危机爆发，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但当时日本的安保法律体系尚不足以有效配合美国应对突发事件，美日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同盟关系。

　　1996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两国首脑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1978年以苏联为共同假想敌的旧指针相比，新指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安全合作范围上，由原来日本遭到武力进攻时的“本土防卫”扩大到“周边地区”；在安全合作方式上，由日本受美国的单向保护改为美日双向互援。日本自卫队可以在后方支援美军行动，减轻美国在亚太的后勤压力。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范围不再限于日本本土，而是扩大到日本周边，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海。

　　新指针使得美日同盟的防卫性质开始模糊化，地区干预性质显著增强。美国可以用更少的资源维持在亚太的存在，让日本分担成本，同时将同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日本也从“被保护者”变成了“协作者”。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在欧亚大陆两端完成武器化转型，为下一阶段的反恐战争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做好了准备。

这张未标注日期和地点的照片显示，以色列空军战机飞往伊朗上空执行打击任务

功能进一步延伸

　　2001年“9·11”事件爆发，同盟体系被迅速推向全球反恐战场。北约次日便召开紧急会议，援引了成立以来从未使用过的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不到一个月，美国对阿富汗发动军事行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友派兵参战。2003年3月，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英国、澳大利亚、波兰等盟友再次加入。同年8月，北约正式接管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指挥权，将军事行动范围从欧洲延伸至中亚。

　　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与冷战时期美国要求盟友提供基地和分摊费用不同，美国要求盟友直接派遣作战部队。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部署了4.6万兵力，澳大利亚派出了2000人。盟友的部队被纳入美军指挥链条，分担最危险的前线任务。这意味着美国对同盟体系的倚重，从成本分担升级为能力调用。美国借此用更少的本国兵力实现全球军事覆盖，战争成本被显著压低。

　　反恐战争尚未结束，美国的战略重心已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反恐消耗了美国太多资源，而亚太地区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要维持亚太主导权，必须让盟友承担更多义务。

　　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此，美国一方面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友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推动亚太安全架构从轴辐式向网络化转变，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美日澳三边防长会议等小多边机制相继建立或恢复。这些新机制让同盟体系的辐条之间开始直接联系，美国不必再充当唯一的沟通渠道，盟友之间可以相互配合，分担美国的管理成本。

　　此外，同盟的功能也在向经济和技术领域延伸。奥巴马政府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构建一个排他性的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美国亚太盟国均参与其中。技术领域，美国联合盟友加强出口管制，限制高端芯片和先进制造设备的流动。贸易规则和科技壁垒日益成为军事手段的补充，美国的大国竞争的工具箱被大大扩充，而盟友在经济和技术上与美国更深地捆绑后，自主空间也在无形中被收窄。

　　到2016年奥巴马卸任时，美国已在全球拥有超过60个盟友和伙伴国。从传统战场到海上航线，从军事安全到芯片产业，同盟体系被用于反恐作战、区域遏制、经济协调等多种战略目标。美国以低于独自承担的成本，维持着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和战略影响力。

　　（张宇星系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贾珍珍系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