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以色列国防军2024年12月6日发布的照片显示，以军士兵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执勤

文/方晓志

编辑/吴美娜

　　中东战事不时升级，美军退役陆军少将詹姆斯·A·马克斯不久前说：“如果发现空中打击不足以削弱伊朗向通过海峡的（美以）船只开火的能力，你就需要在地面建立一块缓冲区。这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开赴（中东）的原因。”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贾森·H·坎贝尔也认为，要想“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需控制海峡一带的伊朗海岸线，建立“缓冲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月29日说，以色列“已经深入敌方腹地”，在叙利亚、加沙地带、黎巴嫩建立了三个“缓冲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扩大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缓冲区”，并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北方的局势”。

　　在欧洲，2025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俄乌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区，并持续推进相关建设。截至2025年底，俄罗斯已建立了约950平方公里的缓冲区，涵盖32座村镇。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2026年俄方将继续扩大安全缓冲区的范围。

　　安全缓冲区是国际安全领域的经典概念。上述讨论或实践，验证了安全缓冲区在数智时代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存在或将重新定义后冲突时代的地区安全秩序。相较传统时代，数智时代的安全缓冲区正经历深刻转型，其内涵逐渐从物理疆界拓展至多维空间，构建逻辑从单边设防转向系统韧性，存在形态从静态隔离演变为动态博弈，成为一种融合物理控制与数智化博弈的新型安全边界。

安全缓冲区：从地理屏障到多维防御体系

　　安全缓冲区的早期形态，可追溯至古代帝国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些无人居住、将军事力量阻隔在外的荒原或山脉，常常充当敌对方之间的天然屏障。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后，安全缓冲区的制度化程度显著提升，成为国际社会管控冲突、防止战火蔓延的重要工具。

　　其基本要素包括：明确的地理边界、双方或多方认可的脱离接触规则、国际力量的监督机制，以及通过物理隔离降低误判风险的制度设计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1964年设立的塞浦路斯联合国缓冲区。这条横贯塞浦路斯全岛、绵延180余公里的“绿线”，在希腊族与土耳其族之间构筑了一道物理隔离屏障，联合国维和警察在这片狭长地带巡逻、排爆、调解纠纷，通过物理隔离极大降低了偶发摩擦引爆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如果说塞浦路斯“绿线”代表了冷战背景下实现民族冲突内部缓冲的典型模式，那么戈兰高地脱离接触区，则展现了安全缓冲区在主权国家间高强度军事对峙背景下，作为战争终点线与和平起跑线的独特功能。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不久，1974年，以色列与叙利亚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在戈兰高地划设了宽约1.6至6英里（1英里约为1.61公里）、全长约80公里的“布拉沃”缓冲区，并部署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进行监督。这一安排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设立于两国公认的边界线上，而是深入以色列实际控制区纵深，以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停火线为基准各自后撤，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真空带”。

　　该缓冲区内仅限联合国部队携带轻武器，两侧则划设了兵力受限区，对双方部署的坦克、火炮和部队数量进行量化限制。此外，联合国还在赫尔蒙山等制高点设立观察哨，构成了覆盖戈兰高地全境的早期预警网络，以此降低了冲突双方因误判或第三方挑衅而重启战端的风险，其制度韧性也经受住了地区局势多次剧烈动荡的考验。在近半个世纪里，尽管叙以两国从未签署和平条约，但这一缓冲区成功将两国关系从随时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的“热对抗”，转化为局势相对可控的“冷对峙”。

　　然而，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变化以及危险来源的多元化，塞浦路斯和戈兰高地等传统安全缓冲区逐渐暴露出局限性。由于二者在本质上仍是二维地理空间的线性隔离，因此难以应对网络攻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复合型冲突形态。面对这些困境，传统安全缓冲区的制度设计不得不寻求突破。

　　俄乌冲突中，在乌军多次使用西方援助武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位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交接地带）等地发动跨境袭击后，俄军加速推进边境安全缓冲区建设。这一缓冲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脱离接触区，而是通过“收复失地+重兵布防+火力压制”的立体推进模式构建而成。

　　俄军在收复库尔斯克州战略重镇苏贾后，向边境集中5个正规军旅，配备T-90M主战坦克和“伊斯坎德尔-M”导弹系统，并构建了电子战阵地与多层次防御网；同时，俄军在空域同步构建了覆盖498个空中目标的饱和打击能力，通过大规模无人机集群和导弹协同作战，将防御纵深从二维地面拓展至三维空间。这一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它展现了数智时代缓冲区的全新形态——其不再仅仅是地理坐标上的隔离带，而是建立了集地面火力、电子对抗、防空反导于一体的复合型防御体系。

2023年5月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拍摄的禁飞无人机标识

效能审视：危机管控的“安全阀”与“创可贴”

　　对于安全缓冲区的实际效能，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将其视为防止冲突升级的“安全阀”，认为其通过物理隔离可为政治解决赢得宝贵空间；质疑者则批评其不过是延缓战争爆发、固化分裂局面的“创可贴”，无法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安全缓冲区的效能发挥，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冲突的性质、当事方的政治意愿、国际监督的力度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等。

　　从积极效能来看，安全缓冲区在特定地缘政治格局下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危机管控功能。例如，在塞浦路斯“绿线”设立的半个多世纪内，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得到有效遏制，联合国维和行动为政治谈判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戈兰高地脱离接触区的存在，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军事稳定，避免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两国再次爆发全面冲突。

　　这表明，安全缓冲区通过物理空间隔离降低了相关方军事误判风险，并为政治解决争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即便无法实现终极和平，其至少将冲突烈度控制在了可承受范围内。

　　但这并不能掩盖安全缓冲区的局限性。

　　首先，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塞浦路斯“绿线”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但民族矛盾与国家统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戈兰高地脱离接触区也始终未能推动以叙和平进程，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更因各方势力介入而多次被突破。

　　其次，安全缓冲区高度依赖相关方的政治意愿和国际社会的监督能力，一旦政治意愿消退或监督机制失效，缓冲区极易沦为“纸上禁区”而难以发挥实际效能。例如，2023年底，随着韩朝关系恶化，韩国政府决定部分暂停《9·19军事协议》（《〈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2018年9月19日签署）效力，恢复对朝鲜的侦察飞行，协议设定的禁飞区实际上宣告失效。这一案例揭示：安全缓冲区只是政治关系的投射，并非替代政治解决的物理装置。

　　总体上，安全缓冲区实际发挥着“必要但有限”的效能，其有效性受制于三个因素：当事方政治意愿是否持续，国际监督机制是否有效，以及能否适应技术变革对安全环境的深刻重塑。这些特征在人们探讨安全缓冲区在数智时代的作用时同样适用。

联合国维和人员在黎巴嫩基拉村靠近以色列边境处巡逻

未来图景：从地理疆界走向多维空间博弈

　　技术进步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安全缓冲区的存在基础与运行逻辑，同时也推动了其形态创新与功能重塑。特别是数智时代的到来，给传统防御逻辑带来重大冲击。例如，无人机的普及使低空空域成为新的博弈场，在先进遥感技术和无人机全域监控能力面前，传统上依赖地理坐标划设的“空中禁区”，其信息屏蔽功能已大打折扣。

　　在俄乌冲突中，双方大量使用由商用无人机改装而成的侦察和攻击武器，蜂群式攻击可以同时从多个方向突破防线。这些低成本、小型化飞行器能够轻易穿透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缓冲区，直击后方目标，而操作者可能远在千里之外。

　　2026年3月，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多地发射数百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在短时间内给全球领先的以色列防空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促使传统的边境缓冲区概念加速从“平面防御”向“立体防御”深刻转型。

　　此外，网络攻击能够在不跨越任何物理边界的情况下瞬间瘫痪电力、金融、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算法认知战也可以在虚拟空间动摇敌方民心士气，通过精准推送和深度伪造绕过传统军事防线。由此，安全缓冲区的防御对象正在从传统的机械化部队，扩展到无形、高速、分布化的数据流、无人机蜂群、网络攻击载荷和算法认知战等新型安全威胁。这些威胁难以用传统的边界管控手段加以拦截，使得安全缓冲区的形态从“物理疆界”向“多维空间”快速演变。

　　未来，面对数智时代的多维度安全威胁，传统的地理屏障已不足以保障安全，当无人机和算法能够在几分钟内穿透过去需数小时行军才能抵达的纵深时，安全缓冲区将不再是地图上一条简单的线或一个固定的面，而正成为一个由物理空间、电磁频谱、网络空间和认知领域交织而成的复杂体系。这将推动国家间的博弈从原来简单的地理约定，演变为一场涉及技术研发、规则制定与战略智慧的复杂较量。一般而言，谁能在电磁频谱中占据主动，在网络空间构筑更牢固的防线，谁就更能有效将人工智能用于威胁预警和快速响应，从而在新的安全环境中握有优势。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