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5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拍摄的半便士桥，该桥是都柏林的一处著名地标，横跨利菲河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黎明

编辑/吴美娜

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在当地地标性建筑都柏林城堡举行的任期开启仪式上，爱尔兰总理马丁致辞称，爱尔兰为能够成为“让他人看到欧洲理想变革潜力的希望灯塔”而自豪。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回应说，是时候把爱尔兰的发展经验带给整个欧洲，帮助欧盟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

近期，《环球》杂志记者两赴爱尔兰岛（南部为爱尔兰共和国，北部六郡为英国“北爱尔兰”（北爱）），行走间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和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直线距离不过100英里，却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三四十年前在校读书时，中学地理课本上分明写着：爱尔兰是西欧的穷亲戚，是农业国，历史上马铃薯大饥荒曾饿殍百万。北爱尔兰当时尽管谈不上繁荣，但好歹跟着英国走工业化的路子，造过泰坦尼克号那样闻名遐迩的钢铁巨物。按常理推断，穷亲戚还在穷，富邻居应该依然体面，结果眼前的光景刚好反了过来。

“寒门逆袭”彰显活力

都柏林的利菲河两岸，写字楼鳞次栉比，酒吧里人声鼎沸，街上年轻的科技从业者，背着电脑包，步态轻快。都柏林湾畔的工业园区里，甲骨文、微软、谷歌的标牌一路延伸，与中国上海的张江、深圳的南山有几分相似——到处是玻璃幕墙，以及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面孔。

而贝尔法斯特呢？拉根河两岸的商店有些关了门，市中心一到傍晚就安静下来，最有人气的地方是泰坦尼克博物馆——一个凭吊旧日辉煌的地方。当年的船厂早已停产，只留下巨大的黄颜色龙门吊，孤零零地立在河岸边，像沉默的历史纪念碑。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报道写道，今天去贝尔法斯特，你会感觉这里像一个没有遭遇过轰炸的曼彻斯特郊区——安静、体面，但缺乏生机。这话说得客气，但语气很重。

统计数据更是冷峻地将两地的差距摆在台面。爱尔兰经济与社会研究所2025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以更能反映真实经济活动的修正国民总收入（GNI，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GNI=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计算，2023年爱尔兰人均GNI约为63500欧元，而北爱尔兰人均GNI约为34500欧元，差距巨大。即便剔除跨国公司利润虚增等干扰因素，爱尔兰人均购买力（PPS）标准调整后的产出仍为46428PPS，北爱仅为31144PPS，差距依旧十分明显。

贝尔法斯特的出租车司机向记者吐槽，南边的亲戚比北爱“人均多2万多欧元”，实际已逼近3万欧元。每小时工资爱尔兰比北爱高出29%。人口方面的差距更是悬殊——2002年至2022年的二十年间，爱尔兰人口激增31%，北爱尔兰仅增长了13%。如今爱尔兰人口已突破545万，而北爱仍徘徊在190万人上下。

都柏林的房价中位数已攀升至47.2万欧元，贝尔法斯特不到19.3万欧元。都柏林高端区域的房价已逼近伦敦。记者在都柏林问过很多人，都在埋怨房价飙涨，动辄月租金高达3000欧元，跟伦敦二区不相上下。走在都柏林街头，仿佛能感受到每一块砖都在涨价；而贝尔法斯特的安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经济凝滞的安静。

从“穷亲戚”变成“富邻居”，爱尔兰用了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对这个“寒门逆袭”故事的“核心密码”，爱尔兰与北爱两地从官员到出租车司机，从公司总裁到大学学者，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亦不同。

古色古香的爱尔兰国家邮政局内景

营商环境多面完善

第一把钥匙是税收政策，这是打了几十年埋伏的一手牌。

爱尔兰的低税率政策不是临时起意。早在1956年到1980年间，爱尔兰就向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提供过零税率的“税收假期”。1980年，爱尔兰正式确立了制造业10%的企业税率，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扩展至金融服务业，2003年确立了著名的12.5%标准企业所得税率。

在欧盟国家税率普遍在23%到30%区间的情况下，12.5%的低税率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全球诸多科技巨头。1994年是微软，随后谷歌、辉瑞、甲骨文等纷至沓来。

今天的爱尔兰，全球十大科技企业中有九家在此设点，全球前二十大制药企业中有十九家扎根，全球前二十大医疗器械企业中有十八家在此深耕。美国跨国企业在爱尔兰直接雇员达24.5万人，仅过去一年就净增近3.5万人。超过970家美国企业在爱尔兰运营。2025年微软庆祝在爱尔兰投资40周年，其发布的经济影响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微软累计为爱尔兰贡献了400亿欧元经济产出，目前直接或间接支撑着超过2万个就业岗位。2024年，爱尔兰从美国第七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上升至第五大。

当然，一些情况也在发生变化。自2024年起，欧盟“支柱二”全球最低企业税指令生效，年营收7.5亿欧元以上的大型跨国公司实际税率提升至15%。低税王牌打了半个世纪后，爱尔兰正小心翼翼地寻找新的平衡点。

都柏林一科技园区里的甲骨文公司大楼外景

记者在离都柏林市中心不到半小时车程的一个科技园区看到，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分布其中，甲骨文等跨国企业分部低调进驻，园区内绿草如茵，毗邻一个蔚蓝色的湖泊，环境让人心旷神怡。位于园区内的爱尔兰企业局国际业务负责人艾伦·霍布斯告诉《环球》杂志记者，爱尔兰的起家离不开低税收的政策，但该政策一直面临欧盟方面的压力。此外，他认为爱尔兰成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低税率。

爱尔兰政府一直在努力营造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与对外投资的营商环境，包括考虑很多细节。比如，爱尔兰企业局是类似于中国贸促会的半官方机构，与企业联系紧密，经常主动了解企业诉求并努力解决问题。霍布斯认为，爱尔兰的教育与人才优势、英语环境等，都为爱尔兰的“寒门逆袭”提供了动力。能说中文的霍布斯还透露，他即将到中国上海赴任，担任爱尔兰企业局亚太地区的负责人，期待进一步促进中爱之间的经贸与投资合作。

2024年1月16日，人们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老图书馆内参观

教育系统持续赋能

第二把钥匙是教育，这是一根埋在最深处的草蛇灰线。

正如霍布斯所说，不显山不露水的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政府加入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欧盟前身）后，将大量欧盟结构基金投入教育事业。中小学全免费，大学大规模扩招，公共教育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度高居西方国家第二位。

如今，爱尔兰25岁至74岁人群中近一半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在欧盟40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恰好赶上20世纪90年代科技浪潮和低税率政策的大环境，因此成为跨国公司争抢的目标。当全球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在一个地方同时汇聚，产业集群便水到渠成。

都柏林聚集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根据2022年人口普查结果，都柏林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岁，20%人口年龄在19岁及以下。这意味着都柏林是欧盟人口最年轻的首都城市之一。这种人口结构，加上其充满活力的经济和高比例的外来人口，共同塑造了都柏林年轻、有活力的城市形象。

记者专门走访了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这里古色古香，完全不逊于牛津、剑桥。年轻学子们在校园里匆匆走过，预示着整个城市的节奏不同于老迈的欧洲大陆。数据显示，爱尔兰整体就业市场对毕业生保持着强劲需求。2024年，大学生毕业9个月后超过90%实现就业或再深造，失业率仅为5%，远低于同期11.4%的青年总体失业率。近50%的毕业生年薪超过4万欧元。

理工科毕业生，尤其是工程、制造、建筑等领域毕业生的就业率最为乐观。理工科学生中，91%的授课型硕士（侧重于系统知识的传授与专业技能的培养）毕业生在毕业9个月后顺利就业。

记者在一家咖啡馆巧遇一位大学老师，他认为爱尔兰的大学教育被外界低估了，称爱尔兰大学培养的年轻学子为跨国公司、科创公司在爱尔兰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他开玩笑说，中国学生与其到英国留学，不如到爱尔兰，毕业就能找到工作。

记者一行与爱尔兰企业局国际业务负责人艾伦·霍布斯（左二）合影

租赁业务缔造传奇

第三把钥匙是航空金融租赁，讲述了一个爱尔兰人敢为人先的传奇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爱尔兰是全球飞机租赁行业的“绝对霸主”。最新数据显示，爱尔兰管理着全球64%的租赁飞机，控制着69%的资产价值，总资产达9500多架飞机、价值超过3150亿美元（约合2740亿欧元）。全球前十五大飞机租赁商中，有十四家落户爱尔兰。有人算过，平均每两秒钟就有一架在爱尔兰注册的租赁飞机从全球某个机场起飞。

这个产业的起点颇有戏剧性。1975年，一名叫托尼·瑞安的爱尔兰航空年轻经理发现了一桩好生意：与其让航空公司耗巨资买飞机，不如让它们从第三方租赁。他在香农创立了全球首家现代飞机租赁巨头Guinness Peat Aviation。此后半个世纪，爱尔兰凭借稳定的法律和财税框架、专业人才队伍和政策连续性，把飞机租赁业做成了全球第一。

如今，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在内的许多全球金融企业在爱尔兰从事金融租赁业务。记者最近巧遇一家中国知名股份制银行，赴爱尔兰考察这方面的业务。

抓住机遇顺势而动

第四把钥匙是“双重市场”和英国“脱欧”带来的地缘红利。

爱尔兰既是英语国家又是欧盟成员国，这使它成为美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的天然桥头堡。加入欧盟给爱尔兰带来了巨额基础设施补贴和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同时爱尔兰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又使其成为跨大西洋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之一。美国在爱尔兰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比高达53%，远高于其对欧洲平均19%的水平。爱尔兰对美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3%，2025年对美出口总额逼近1120亿欧元，同比增长52%，其中医药产品占了半壁江山。

英国“脱欧”之后，爱尔兰又收割了一波红利，成为联络英国与欧盟的又一个投资与经贸合作的热土。2016年至2021年初，都柏林接纳了130多家因“脱欧”而迁来的金融企业，数量居欧洲各城市之首。自2015年以来，爱尔兰国际金融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从35500猛增至超过60000。如今都柏林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已成为西欧排名前五的金融中心。

科创企业也欣欣向荣。在都柏林一个名为SANDYFORD的商业园区里，记者一行拜访了一家名为Cubic3的全球连接平台服务商，该公司专注于为软件定义汽车（SDV）及其他高价值移动资产提供智能、安全的全球联网解决方案。公司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超过550个移动网络，已服务超过2900万辆联网汽车。

Cubic3首席企业事务官大卫·凯利介绍说，英国“脱欧”后，爱尔兰成为连接美国与欧盟的桥头堡，科创企业进军欧洲市场往往优先选择爱尔兰。他同时表示，中国同行在创新方面步子迈得更大，有许多值得他们公司学习借鉴的地方。

当然，爱尔兰的“奇迹”并非没有隐忧。比如，跨国公司贡献了超过85%的企业所得税收入，且过度集中于科技和制药两大行业。这种依赖让很多人隐隐不安——万一哪天跨国公司因为全球最低税率或地缘政治变化而选择离开，爱尔兰怎么办？连在爱尔兰的美国高管们都开始抱怨：住房太贵了，成本竞争力在下降，研发税收优惠不够用了。

但在2026年这个当下，你站在都柏林街头，你能感受到的，几乎只有勃勃生机。有人把爱尔兰的成功归结为“运气”——碰巧是英语国家，碰巧赶上科技浪潮，碰巧英国“脱欧”。但实际上，正是几十年前就开始布局的低税率、大力投资教育、敢为人先的金融创新等，让爱尔兰接住了时代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