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1日，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路透

文/张玉来

编辑/吴美娜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将一度跌至40年来低位附近的日元从“悬崖边”拉回。然而，仅过去两周，日元汇率再度逼近160日元兑1美元低位。日元疲软反映出日本经济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难题，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无力感随之凸显。

日本经济在经历长期通缩之后，2022年走向通胀，但这并非政策作用的结果，而是由于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了输入型通胀。2024年3月，面对日益严峻的通胀形势，日本央行宣布退出实施长达11年的金融宽松政策。

然而，在日本本应全力解决长期实施宽松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时，高市早苗政府却提出“积极财政”口号，试图以财政扩张方式重塑“强大”日本经济。由于该政策框架严重脱离经济现实，其内容也自相矛盾，这种过度强化政府干预型的复古式政策，不仅难以破解日本经济积弊，还催生出多重困局。

旧药方难解沉疴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常重视叙事策略，她将自身定位为前首相安倍经济路线的继承者，甚至仿照“安倍经济学”，在经济领域构建了一套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内核、以国家战略投资为驱动、以经济安全保障为外衣的政策体系。

其核心逻辑是，表面上坚持财政纪律，实际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和战略性补贴，集中动员国家资源，推动重点产业振兴，以此带动经济增长。“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修辞本身即暗含扩张冲动。“负责任”被诠释为不轻易浪费，而“积极”则意味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显著扩大。高市多次强调，日本应当效仿明治维新时期“殖产兴业”经验，由政府主动规划、投资、引导并扶植战略产业，实现“第二次殖产兴业”。

然而，当前日本面临的环境不同于过往，明治时期日本处在后发工业化追赶阶段，国家资本的动员效率与风险偏好天然匹配赶超战略。但在高度成熟且面临“失去的三十年”沉疴的当代日本，重新祭出国家主导型产业振兴大旗，不仅是对市场机制的深度介入，更意味着巨大的财政负担和资源错配风险。

高市政府经济政策最突出的悖论，在于其扩张性政策主张与日本当前宏观经济的现实情况南辕北辙。日本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数十年未见的特殊阶段：一方面，进口成本推动与工资上涨预期交织，使通胀率持续高于日本央行设定的2%目标，民众生活压力显著增大；另一方面，日本央行正以前所未有的谨慎姿态，试图退出“异次元宽松”货币政策（日本2013年起实施的非常规超宽松货币政策）。此刻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最大课题，并非如何进一步刺激需求，而是如何有序消化“异次元宽松”留下的巨额“负遗产”。

在央行紧缩与财政纪律修复应同步推进情况下，如果实施大规模积极财政政策，无异于向已经承受通胀压力的经济体再度注入强烈的需求刺激，导致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向严重冲突。这不仅可能迫使央行放慢紧缩步伐，甚至可能重新点燃资产泡沫与物价螺旋上升风险。

行人走在日本东京银座商业区街头新华社/法新

政策内容自相矛盾

今年6月以来，市场高度关注高市内阁如何确定新的《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即“骨太方针”。由于草案没有提及维护央行自主性，甚至删除维护财政纪律的措辞，引发十年期国债利率大幅飙升，甚至创下30年来的最高值2.9%。这被称为“骨太冲击”，在日本政府修改并补充相关表述之后，利率才得以下调。

结合更多日本经济社会现状看，高市政府经济政策难局更加清晰。

一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入不敷出的财政现实尖锐冲突。

高市政府主张的积极财政政策面临的最直接硬约束，是日本极度严峻的财政状况。有数据表明，日本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已逼近或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0%，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状况最为严重。近年来的一般会计支出中，国债费（日本政府财政预算中专项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项目）占比长期超过两成，且利息负担随着利率上升正快速攀升。

在此背景下，高市却提出大规模扩大战略性投资，同时承诺降低食品消费税等减税措施。据测算，仅将食品消费税从8%下调至1%，税收就将减少超过2万亿日元；若再引入更加优惠的轻减税率制度，财政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一边是天文数字般的投资计划，一边是减税承诺，再加上社会保障费用随老龄化趋势加速刚性增长，三者叠加将不可避免地把日本财政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这种罔顾财政基本约束的政策组合，只能依靠新增国债的大规模发行来填补，最终侵蚀日本国债的市场信任度，抬升风险溢价，进一步挤压金融政策退出宽松的空间。

二是“天女散花”式扶植与产业现状的深层落差。

高市政府编制了一套极为宏大的产业复兴规划，涵盖17个领域、62项主要产品与技术，带有浓厚的“昭和（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的日本年号）产业政策”色彩，试图由政府一次性列出所有应援护的目标领域，再通过补贴、税制优惠和低息贷款等工具，重现当年通产省指导下的产业跃迁。

然而，这种“天女散花”式的支持策略，首先面临资源分散化难题。以日本当下的财政能力和行政效率，根本不可能对62个项目进行实质性的深度培育，最终只会变成撒胡椒面般的利益分配，既难以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冠军企业，又容易催生一批依赖补贴的“僵尸产业”。

日本产业界当前面临的最深层挑战并非缺少政府指定的攻关项目，而是数字化转型整体迟滞、中小企业新陈代谢缓慢、劳动力严重不足和国内市场萎缩。要带动经济界将资金和人力大规模投入国内，单靠补贴远远不够，更需要放松管制、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三是短期对策堆砌，却缺乏长期结构性方案。

高市强烈主张通过外汇干预来抑制日元过度贬值，主张扩大燃油费、电力费等价格补贴以减轻民众负担。这些措施在短期内或许能起到一定的镇痛效果，但无论是外汇干预还是价格补贴，都无法改变日本经济竞争力下滑、能源对外依赖和人口减少等根本性问题。相反，大规模且经常化的补贴会扭曲价格信号，弱化企业向节能、高效和创新方向转型的动力；外汇干预不仅消耗外汇储备，而且在国际协调缺位的情况下效果难以持久。

截至目前，高市政府未能拿出一套指向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一个只有支出清单而没有改革路线图的经济政策体系，无法带领日本走出深层次困境。

日本内阁府7月24日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也印证了这一点。白皮书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积累不足制约经济增长，数字化、自动化等领域的投资仍不足以完全抵消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

侵蚀经济自主与创新基础

在“经济安全保障”不断强化加码名义下，高市内阁构想设立拥有强大权限的“情报局”，收紧信息管控和科技流出管理，并针对外国人推出一系列投资审查、签证限制和技术交流壁垒等“排外型”政策。繁密编织的审查与监管网络，不仅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更系统性地逆转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日本自身的历史经验也为此提供了警示。二战之后，通过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和劳动民主化等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日本形成了相对宽松、开放的创新环境，由此涌现出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一大批拥有独立精神与开拓魄力的企业家，创造了索尼、本田等领先世界的创新型企业，他们依靠的是敏锐发现市场缝隙的能力并大胆投入，而非政府清单上的行政指令。

然而，后期随着日本政、官、财“铁三角”逐步形成并牢固把持市场秩序，企业创新活力日益受到抑制。20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衰退、新兴领域落后于美国，正是这一体制的必然苦果。

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高市政府的选择呈现突出的“对美从属”特征，这将从外部挤压日本的经济自主与创新基础。日本已在一系列双边承诺中提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的庞大计划，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能源等多个领域。这一规模惊人的对外投资承诺，与高市在国内所描绘的大规模投资蓝图抵触，构成直接资源竞争。

日本国内本就面临储蓄率下降、劳动力严重短缺和大量基础设施急需更新等压力，是否有足够的经济余力同时支撑内外两个巨额投资盘，已引发日本学界和产业界极大争论。不少学者指出，如此大规模的对美投资，很可能挤占本应用于国内产业升级和创新培育的宝贵资本，甚至迫使日本在关键技术领域再度落入“为他人作嫁衣”的被动局面。

将有限的国家资源过度倾斜于满足他国战略需求，而缺乏对等的利益回流机制，最终会损害日本自身的技术积累和产业根基。这种“媚美”式政策方针，与高市日常渲染的“守护国家利益”论调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其经济战略在外交压力面前的脆弱性和矛盾性。

（作者系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