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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30万元公益项目评估资助的“投资”哲学:资助首先是技术,还是一门艺术
2019-06-27 17:58:33 来源: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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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幼儿园上课场景

    在李劲看来,无论是项目方、评估方、资助方,还是其他关联方,在“一村一幼”评估项目进行阶段,都“把脚插到泥土里”。

  基线调查期间,沈丹玺和三一基金会项目官员严钎也到现场走访。一连几天,他们跟着调研团队到处跑,观察调研员们做测试、访谈、收集数据,访谈“一村一幼”项目点的园长和老师。走访过程中,沈丹玺他们加深了对项目的认知,并把一些项目建议反馈给了互济基金会。

  难能可贵的是,互济基金会一线团队对项目评估有较为充分的认识,过程中一直与评估团队学习问卷制作、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这对公益伙伴而言,是一次内部能力建设的过程。”沈丹玺说。

  对于三一基金会而言,这也是资助官员培养中的一次练兵机会。在沈丹玺看来,作为项目资助方,通过实地调研快速学习所资助项目所在的领域,是资助官员必备的一项重要的能力。此外,实地调研项目有助于资助方更好地与项目方、评估方进行对话,还可以将项目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公益伙伴。

  在加入三一基金会成为资助官员之前,严钎在一个公益机构做项目执行。在实地探访期间,她尽量换位思考,从项目方的角度去想如何利用好这次评估机会。

  在资助型基金会项目官员的培养上,三一基金会发起人梁在中是有“野心”的,他认为“好的项目官员是磨出来的”,并且希望三一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要成为其所在领域的权威”。

  “这就要求我们的项目官员有眼界、耐心、恒心和信心,项目官员只有到复杂项目里‘打滚’碰得满头是包,身上有一些东西‘洗不干净’了,就沉淀下来成为能力了”,李劲说。

  “连接者”和“促成者”

  评估项目进入基线调查报告撰写阶段,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直到外部环境陡然发生变化。

  2018年11月4日,富宁县教育局告知互济基金会,在上级政府的引荐下,富宁县教育局获得一个新项目的支持,新项目将支持在富宁县招募符合条件的幼教志愿者,将村里闲置房舍资源布置为活动场地,志愿者经过培训后以“送教入村”方式为幼儿就近提供早期启蒙教育。

  新项目进入富宁县,可能影响“一村一幼”评估项目的实验组、对照组,幼儿园教师薪酬、学生来源、教师培训等或将受到“干扰”。这是“一村一幼”评估项目参与各方始料未及的。

  一场决定“一村一幼”评估项目“生死”的论证开始了。在三一基金会的推动下,互济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专程赶到北京,与北大财政所、三一基金会商讨解决办法。

  那次会议上,李劲给出的态度是:三一基金会对项目评估不预设任何结果,如果评估中的各项指标、数据的效度还能保证一定水平,评估可以继续进行;不强求做,万一因为外部因素“干扰”导致评估无法进行,三一基金会可以选择离场。

  “科学的态度是开放的,项目评估本来就需要客观”。李劲一直这样认为。

  彼时,沈丹玺认为各方需要回到“科学公益”的逻辑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实事求是,把问题剖析清楚”。“与实验室里可以控制所有变量的实验不同,社会试验在进行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沈丹玺认为。

  最终,宋映泉团队经过慎重考虑,建议互济基金会、三一基金会将评估项目继续做下去。其间,互济基金会提供了很多证据,认为新项目进入富宁县对“一村一幼”项目的影响并不太大。

“一村一幼”项目评估调研工作照

  “一村一幼”项目评估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冒出新的问题,好在三方始终采取互相尊重、友好协商的态度。

  早在项目预调研阶段,宋映泉团队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当地交通极为不便、泥石流频发,在确保调研样本量满足评估要求的情况下,考虑到调研团队的安全,计划将样本量从原定的75所幼儿园调整为65所。

  这一变动引起了三一基金会的强烈关注,他们追问宋映泉团队这将对评估结果“实际”、“确切”产生多少影响。这让宋映泉颇为感慨:“三一基金会总是把尊重科学性放在首位”。

  项目遇到问题时,李劲的表态至关重要。在外人看来,李劲总能给合作伙伴“释放很重要的信号,增强他们的信心,并且能在具体的问题解决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即使项目经验丰富如李劲,也不否认“一村一幼”评估资助是一个“复杂的案例”。如何在“复杂”中协调各方利益,并且将“科学公益”理念贯穿始终,这很考验三一基金会的智慧。

  三一基金会表现出了极强的边界感。“我们虽然是出钱的一方,但我们不是最重要的关联方。我们是积极的资助方,所处的位置要超脱于具体事物,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一个统筹者、协调者。”李劲说。

  沈丹玺把三一基金会在这个项目中的角色定义为“连接者”和“促成者”。“我们不会去设定合作伙伴的工作,而是去想如何满足合作伙伴的需求,以及在合作伙伴的需求之上,挖掘更多的价值,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她说。

  此前,严钎做过几个项目评估资助,她发现,项目方往往容易对专业评估团队产生依赖心理,认为他们是“万能的”,能够诊断出所有问题。“实际上,评估所能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项目方必须更主动地与评估方沟通,才能把评估做好。”严钎说。

  项目进程中,三一基金会“有意识地往后退”,推着项目方主动与评估方沟通。“学术研究团队与公益组织之间的话语体系肯定会有差别,资助方应该在中间起‘翻译’作用,不断思考如何更好地连接双方,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需求、达成共同目标。”沈丹玺说。

  除了做好“连接者”和“促成者”,三一基金会还想在资助项目中做更多事。梁在中有个观点,“资助型基金会不仅要提供资金,还要提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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