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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凝固的一分钟,全城共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导读:
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16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韩瑜庆摄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记者杨绍功、王珏玢)寒风凛冽,冬雨绵绵。南京的大街小巷已落满法桐的黄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的松柏依然苍青。13日,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三个国家公祭日。

  7时,天刚刚亮,国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缓缓升起又徐徐半降,为遇难同胞下半旗志哀。

  10时整,庄严的国歌声响起,公祭仪式开始。8000余名各界代表统一列队、胸佩白花、肃穆而立,雨水打湿了人们的脸庞,却几乎没人抬手去擦拭。耄耋之年的幸存者和抗战老兵也站在雨里,戴着的帽子也都捏在手里。

  10时01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起,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跟随鸣笛,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京的大街小巷。纪念馆里雨声淅沥、万人肃立,纪念馆外行人驻足、车辆停使。人们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哀。

  这一分钟,在这个城市,时间仿佛凝固了。

  静默的人们仿佛陷入了回忆:79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屠戮,六朝古都满目疮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公祭仪式现场,8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泪眼模糊,已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79年前南京城破,本应安享天伦之乐的一家9口人,转眼间只剩下她和妹妹。这位坚强的老人说:“3次国家公祭,每次我都参加!”

  在南京城内17个丛葬地,鲜花铺满了纪念碑,市民们自发进行悼念。在北极阁丛葬地,人们身着黑衣、手捧菊花、低头默哀。退休市民侍建伟已经连续8年来参加悼念活动。她说:“没有强大的军事、国力,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站起来。血的教训应该化作民族振兴的动力。”

  在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来往的车辆都停在了十字路口外,行人们停在了街头。36岁的出租车司机徐师傅,摁住车喇叭加入了鸣笛的队伍,挡风玻璃上的雨珠映出路旁的广告屏幕,上面写着:“正义必胜,人民必胜,和平必胜”。“那是方向,是我们共同愿望。”他说。

  在早高峰刚过的地铁站里,人们放慢了脚步观看电视直播的公祭仪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平许愿墙”上已经写满了和平祝语,不少人在这里驻足写下公祭日的感悟:“愿历史教训伴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战争不相信眼泪,强军才能安邦”……

  一分钟默哀后,街头的人流车流恢复,纪念馆里的仪式继续进行。79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读了《和平宣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当纪念馆里的和平大钟撞响,3000只和平鸽飞向天空,人们对遇难同胞的缅怀并没有随公祭仪式而结束。22岁的南京市民刘龙在悼念活动后说:“悼念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民族的苦难与和平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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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放飞和平鸽。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蒋芳、蔡玉高)国家公祭仪式上,最前排的位置永远为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而留,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据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107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

  大屠杀发生前,他们是鲜活的个体,有各自的生活,亲历悲剧后,他们和家族的轨迹发生了何种变化?他们的人生、人性受到了什么影响?人至暮年,他们最后的心愿是什么?……

  躲得过浩劫,敌不过岁月

  11月7日11时53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钟去世,享年90岁;11月10日19时30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任静萍去世,享年94岁;11月12日凌晨4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宝珠去世,享年89岁……一周内三位幸存者撒手人寰。

  “她走得很突然,之前没有任何预兆。”任静萍的家人说,就在去世前两周,老人作为“5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的对象之一与专家进行了访谈,而这未完成的调查,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彼时,登记在册人数超过千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登记在册幸存者仅剩107位。

  纪念馆内有一条长40米的“历史证人的脚印”铜版路,路的尽头,“300000”的黑色数字触目惊心。这条路建成于2002年12月12日,用当年采集的222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脚印浇铸、铺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几乎每天都要走过这条铜版路,每当有幸存者去世,他就会在心里默念:“这位不在了,这位也走了。”

  伤痛并未在胜利后戛然而止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9岁的艾义英家境殷实,她的父亲思想开明,让她上学。南京城沦陷之际,他的父亲、叔叔、堂哥、姑父等7人都被日本人抓走。

  “这就没有学可上了,这就没有学可上了啊……”88岁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会不时地这样念叨。战争不仅夺去了她的家人,更把她原本充满憧憬的人生击成了泡影。

  伤痛不会在战争结束后戛然而止。大屠杀给王义隆留下的除了家破人亡,还有头上一条日本军刀留下的疤痕。93岁的老人说,他的余生都在被头痛折磨。而对于93岁的易翠兰来说,日本兵的“一枪托子”则让她腰疼了一辈子,如今一把一把的止痛片吃下去也不管用,大多数时候只能卧床。

  比肉体疼痛更难痊愈的是心伤。许多幸存者一辈子都没能走出亲人遇害的阴影,只要回忆触及那段过往,他们一下子就会号啕大哭。还有的幸存者一生阴郁孤僻,没有朋友,甚至对子女也是情感淡漠,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失明多年的幸存者张福智几年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认不出身边的亲人,不记得已经吃过饭,走路颤颤巍巍不会转弯,但日军暴行在他模糊的意识中却异常清晰。他的女儿张寿云回忆说,一天夜里,已患病的老人突然大喊大叫,要求家人把自己藏到衣柜里,说是日本人来了……

  1937年,他们都只是年幼的孩童,本应在父母的庇护下、兄弟姐妹的陪伴下成长,但战争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亟须走入微观,不应过度聚焦在受到伤害的那些历史片段,我们要更多探究历史对他们的人生、人性和家族产生的影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朱成山说。

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蒋芳、蔡玉高)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110个姓名,总数达到10615个。这是被民间称作“哭墙”的第五次延长。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入,名单墙仍将艰难地延伸。

  从档案里找名字

  最早一次对死难者进行的调查是1945年12月。当时,尚未重返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出公告,动员南京市民“尽情陈诉遭受敌伪暴行迫害的事实”,并设置了首个敌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机构——“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这次调查涉及面广、参加部门众多,其产生的档案史料,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南京市档案馆夏蓓研究员介绍,此外,当时还有“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和“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三个调查机构,对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以及破坏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罪行进行调查。

  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从1946年7月1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这份档案来看,“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人陈光虞在会议上宣布,“已得一可靠数据,即为敌人惨杀者为295885人,其后救济总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因之续有数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到统计为96260人,共计已有39万人。”

  2007年12月3日,作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8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南京出版。该名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

  研究者究竟如何从历史档案、一份份调查表中找到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制作成名录和词条?

  “早在2000年开始,学者们便开始搜集整理资料,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同时,还必须确保每位遇难者信息,均有史料或出处,且尽量能够相互佐证。”名录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说。

  姜良芹举例,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者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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