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
2014年，北京CBD圆桌会将邀请国内外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的权威专家，就如何科学定位、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健全城市管理体制、城市环境改善等方面进行系统研讨。北京CBD与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2014北京CBD圆桌会。[ 2014-09-10 11:22 ]
2014年，北京CBD圆桌会将邀请国内外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的权威专家，就如何科学定位、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健全城市管理体制、城市环境改善等方面进行系统研讨。北京CBD与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2014北京CBD圆桌会。[ 2014-09-10 11:22 ]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在北京2014CBD国际金融圆桌会上，朝阳区政府与北京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是双方落实中央和北京市关于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实现互利共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09-16 09:16 ]
首先我代表朝阳区政府向出席仪式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一直以来大力支持朝阳建设发展的北京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多年以来，朝阳区和北京银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北京银行不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全力助推我区城市化建设、环境整治和产业发展，为区域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的签约是双方对前期良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对于加快朝阳转型升级、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4-09-16 09:18 ]
下面请朝阳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甘靖中先生与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先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请朝阳区区委书记程连元先生；朝阳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吴桂英女士；朝阳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宏志；朝阳区发改委主任常树奇；朝阳区金融办党组书记赵捷，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张东宁；北京银行商务中心区管理部总经理林京良；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部总经理林袁以及北京银行商务中心区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孔茹共同见证签约仪式！[ 2014-09-16 09:19 ]
签约仪式到此结束，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北京CBD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李扬主持北京2014北京CBD圆桌会演讲环节，大家欢迎！[ 2014-09-16 09:20 ]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在北京最美丽的金秋季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14北京CBD国际金融圆桌会议”正式开幕了。每次这个会议都会选择一个主题，像城市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风险、克服危机等等，都顺次的成为过我们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如同过去一样，我们的会议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很多非常重量级的研究人员和领导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2014-09-16 09:22 ]
今天会议有很多重量级嘉宾，他们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先生；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蒲坚先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周礼耀先生； 荷兰合作银行金融市场研究部全球总监杨·兰布雷特先生； 美银美林跨国公司部全球主管史蒂芬·维多利先生； 西班牙坦桑德银行亚太区首席风险官何亦夫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先生；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副主任单强先生； 北京银监局副局长曾颖女士； 北京证监局副局长陆倩女士； 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先生； 朝阳区人民政府区长吴桂英女士。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2014-09-16 09:23 ]
出席今天会议的还有朝阳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的各位领导、北京CBD金融商会、北京各金融商协会，以及国外友好城市、CBD联盟城市和区域协同发展活动的代表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14-09-16 09:24 ]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创造了GDP年均增长9.8%的经济奇迹，现在进入了新的平台，这个新的平台意味着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我们会看到，比过去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成为常态，与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变量也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财政的收支，货币供应，物价水平，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等等，都会呈现出和过去三十几年很不相同的一种态势。[ 2014-09-16 09:24 ]
与新常态相适应的还有一套体制和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这套体制机制的基本框架，目前这套新的体制机制正在建立过程之中。 我们的新常态也意味着一套新的宏观调控的框架，也意味着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过去有了区别，大家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把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们要关注实体经济增长和潜在增长率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高度关注就业，我们关注一个包含着很多内容的物价水平的稳定，我们关注对外的平衡，在这样的架构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特点。过去调控手段频出，现在是微刺激，保持定力等等。[ 2014-09-16 09:24 ]
总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的时期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转型，就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今天的嘉宾们将围绕这个话题，就国内外的经验，以及国内外的最新实践展开讨论。 首先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研究员，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与增长前景”，大家欢迎！[ 2014-09-16 09:25 ]
谢谢李院长！李院长刚才讲了，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与增长前景”，就这个题目，围绕中长期增长的潜力和前景谈一些看法。刚才李院长也讲了，8月份随着工业增速的回落，大家围绕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下一步的走向展开了非常热烈的争论，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新常态的争论也非常热烈。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弄清楚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特征，对我们现在所讲的新常态到底怎么理解，把握中长期的问题，比起我们对很短时期的变化，对我们分析把握经济形势更加重要。去年中心专门对增长阶段的转换问题做了一个研究，我想结合我们的判断谈一些看法。[ 2014-09-16 09:41 ]
大家知道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增长潜力一直是社会各界议论的话题，经过一个时期的讨论，现在在中国，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在政府的决策层，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刚才李院长所说的，这一次增长速度的回落，不光是国内和国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增长阶段正在转换，潜在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的结果。因此，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再想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基本上条件不存在。[ 2014-09-16 09:41 ]
但是对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究竟是多少？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前景究竟如何却还是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高速增长之后中国还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会降至中低速，甚至低速。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微信上的报道，认为我们的新常态是5%，增长速度是5%。既是对于认为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的人而言，中高速增长潜力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意味着什么，这些争论还是很激烈。[ 2014-09-16 09:42 ]
去年我们中心有一个重大课题做这个研究，研究的基本结论，一方面，再回到过去的高增长不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基于对相关国际经验和中国发展实际的分析，我们认为现阶段中国基本面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追赶型增长进程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中国后发优势性质、结构和程度的变化，意味着中国追赶型增长进程中的阶段转换，而不是中国追赶型增长结束的阶段转换，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 2014-09-16 09:43 ]
因此，现阶段的阶段转换还不会使中国的潜在增速滑落至低速水平。综合各种因素分析，课题组认为，在今后的大约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有的讲7%左右，左只能到7.25%，右只能到6.5%，这个研究还是比较复杂，没有时间给大家具体介绍了，最近出了一本书《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 2014-09-16 09:44 ]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仍然具有中长期中高速增长潜力的同时，还必须充分的认识到，由后发优势所决定的潜在增速只是就中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言的，并不等于现实的增速，它的实现还需要适宜的体制、政策、环境和正确的发展战略等其他因素的配合。换句话说，潜在增速只是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2014-09-16 09:45 ]
根据我国当前的情况，不论是从供给条件、需求条件还是创新优势等方面，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都是巨大的，但这些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目前受到的体制弊端的制约，还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能否通过改革的深化来充分释放增长的潜力，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巨大挑战。[ 2014-09-16 09:46 ]
随着我们国家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只有美国的20%左右，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所以能否通过改革的深化来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和增长的潜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再比如现阶段我国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现在讲对我们的潜在增速不太看好，主要是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块儿增长的潜力比较有限。我们课题组认为，我们的投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大家想象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将现在的农民住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使我们广大的农村具备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的硬化道路、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我们的农村基础设施几乎是空白，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要想做一些事情都很难，比如说他想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上下水就很难。要使我们的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等等得到基本的控制、治理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等等。[ 2014-09-16 09:46 ]
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突出特点，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但是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来看，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些方面的建设，中国的产能是大量过剩的，水泥、钢材这些东西都是大量过剩的，我们这方面存在巨大的需求，而且我们有这样的生产能力。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今天的主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也非常重要，建立适应新形势下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的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2014-09-16 09:47 ]
还比如，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来讲，是要靠创新的，而从客观条件上来讲，我国人才资源十分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只有通过巨大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等方面的弊端，严重制约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增长阶段转换难以实现平稳过渡。[ 2014-09-16 09:47 ]
不仅如此，国际经验还表明，追赶进程中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不仅充满了各种挑战，也是充满了各种风险。首先是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容易被吸收。而在进入增长速度转换期，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也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来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成本的上升或者需求的不足出现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会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维系。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金融风险问题。调控的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过程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2014-09-16 09:48 ]
三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也会凸显，这一点大家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府、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而增长是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的，但并不太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 2014-09-16 09:49 ]
第三个重大的风险，落入增长陷井的风险。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是培育起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从而保障经济能够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但是，这一点知易行难，现在大家已经切身的体会到了，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短期内往往相互焦灼，甚至相互矛盾，加大转方式的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以来，有利于保持增长的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则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化解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井。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在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转方式之间取得平衡。[ 2014-09-16 09:49 ]
我指出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风险，就是想说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也就是刚才李院长讲到的，从过去的常态到新常态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同时意味着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能在延续旧的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调整去争取，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共同为此做出努力。[ 2014-09-16 09:50 ]
如果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发展阶段变化，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那么不仅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不会变为现实，经济也有可能很快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 当前，我们处于三期叠加的时期，是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旧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系，而新的发展模式尚未形成。同时还需要防范和化解长期积累的风险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之下，短期内，比如说两到三年，经济实际增速可能会比较低，可能会处于中长期中高速增长区间的下限可能更低，我们认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这是正常的。我们既不能因为看到我们国家具有重长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而在政策调控上希望每年都实现中高速增长，这是不合实际的。同时也不能因为短期实际增速较低而对中长期的增长潜力做出误判，从而在战略安排上丧失发展机遇。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就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增长阶段平稳转换，能够支撑中长期增长的体制基础。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4-09-16 09:51 ]
全球化是当前必须承认的一个背景，对于中国金融问题的讨论必须放在全球的背景下。下面一位嘉宾，他是荷兰合作银行金融市场研究部全球总监杨·兰布雷特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2015年金融市场展望”，大家欢迎！[ 2014-09-16 10:20 ]
谢谢！每次听大家提到新常态，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提出，新常态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西方好象大家一提到新常态，都觉得是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总体上来说，经济比较不景气，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从全球的角度去谈一下新常态，尤其谈一下新常态当中的消费不足，我会讲一讲美国和欧元区，最后也会再谈到中国市场的新常态。[ 2014-09-16 10:21 ]
首先，我想谈一下西方面临的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全球复苏步伐如此的艰难，让我们非常的失望，这个答案要谈起来可能要花几个小时，非常复杂，我想谈一谈答案里面的几个方面。 一个是需求的不足。需求不足是新常态的一部分，因此，我用了一个词汇去定义这个现象，“负资产、穷收入”。在一个负资产、穷收入的世界里，真实的工资收入是在下降的，尤其在西方国家，同时资产的价格正在不断的上涨，中国市场已经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普通劳动群体他们是没有资产的，他们需要的是他们的实际工资收入，这就导致了西方世界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导致双重速度的经济发展，有一些人比较富足，另外一些人生活比较艰巨。我们也在考虑，为什么不能让普通人能够依赖他们的资产收入呢？或者说有一些人的工资非常高，能不能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取得平衡呢？[ 2014-09-16 10:23 ]
而且在整体背景下，我们看到各个央行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的高点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中央银行救市，整体经济就会崩溃。现在西方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够凭一己之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一会儿我会再进一步讲讲这样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对“负资产、穷收入”的定义，接下来分结构探讨一下。[ 2014-09-16 10:23 ]
在过去的40年，在西方世界劳动收入低于资本收入，我们看一下，1975年，资本和劳动创造收入的分配，这是40年前的情况。40年后，资本收入的增长已经比工资的收入和劳动力的收入上升了6个百分点，我们有几十万亿美元的收入，3万亿美元的收入是由资本收入创造的。首先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劳动收入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中国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比如说70年代末，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的时候，为世界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力，从柏林墙倒塌，到80年代，到90年代欧元区的建立，中国的富余劳动力已经进军了欧美市场，幻灯片上的橙色线就是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配比，劳动力越来越充足，但是资本供应是不足的，这就导致了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比不断的下降。[ 2014-09-16 10:24 ]
从一个更简单的角度看一下西方世界真实工资水平，可以发现原因。英国的劳动力收入已经降到了2000年左右的水平，欧洲和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中等收入从1969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变化。所以，真实的工资收入非常非常的低廉，在过去的几年甚至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和增长。[ 2014-09-16 10:26 ]
而且我们还听过这样的言论，1%的高收入群体他们的生活非常富足。看一下这个幻灯片上统计了几个国家不同的家庭收入，1%的家庭收入占到了收入的绝大部分，过去20年的差距逐渐在增大，这也是西方经济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 2014-09-16 10:27 ]
与此同时，看一下有资产的人士，他们的状况非常好，因为股权的规模越来越大，对比了一下60年代的股权，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过去十年的变化，股权市场非常的强劲，而且有一些自己有固定资产的人，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普遍人士如果拥有房产，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好。[ 2014-09-16 10:27 ]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会加深债务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实工资没有增长的话，为什么危机爆发前，我们的消费如此强劲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真实工资收入相互差距非常小，普通老百姓需要举债去消费，弥补消费差距，这是美国市场的情况。即便消费者非常谨慎，不会随便举债买新车，如果你想购买房产的话，因为房产价格不断上涨，所以你不得不借债。 我们当前的世界，真的是拥有资产的人挣得越来越多，依靠劳动力的人挣得越来越少。你可能说没有问题，央行会救市，会解决问题，他既然可以拯救金融危机，当然也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所谓的救世主，现在已经变成了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2014-09-16 10:28 ]
这边是美国的美联储主席，她谈到房产的泡沫，上升的好象非常高兴和轻松，股权的膨胀也是一个主要问题，美联储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们说房产价格和股票的价格上升最终回推动消费，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她觉得工资收入的膨胀是不好的事情，右边红色的，她非常不高兴，这里我们要了解一点，美联储的政策是帮助创建了一些泡沫，会导致工资收入的膨胀问题，美联储认为，他们有必要去遏制这样的工资收入膨胀。[ 2014-09-16 10:28 ]
我们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现在处于两难的境地，日本、英国、美国的央行都是想要去推升资产价格的泡沫增长，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资产价格的泡沫造成了更大、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这就造成了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我们的资产政策会随之越来越大，如果经济没有出现复苏的迹象，可能央行就要考虑提高利率，如果提高利率的话，已有的泡沫可能就会破灭，造成经济的停滞，可能这是一大风险。我们担心这些西方经济的央行，他们现在只能越来越多的推出量化宽松，如果一旦看到经济复苏的迹象，想要退出的话，就会面临一个风险，已经创造的资产泡沫可能会破灭，而且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收入的下降。[ 2014-09-16 10:29 ]
美联储正在准备逐步的退出量化宽松，美联储之所以印那么多钞票，目的就是为了买政府的债券，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随着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的缩小，这种需求越来越小，目前美联储也在考虑逐步的缩小量化宽松，以至退出。[ 2014-09-16 10:30 ]
我们看到美联储仍然在做一些举措，像美联储的前任主席伯南克、格林斯潘似乎都对资产泡沫有一定的容忍度，现任的美联储主席说泡沫的确是不好的，是我的前任造成的，我也没有办法。伯南克曾经说过，在我有生之年可能不会看到联邦的基准基金利率达到4%的水平，这是他对长期的判断，我想这种判断也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吃惊，虽然从明年开始，美联储不得不提升利率，但是这个速度和步子会比较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2.5%。一下子调得过高的话，很快那些资产泡沫就会迅速的破裂，又会重新回到需要采取刺激政策的地步。因此，美联储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2014-09-16 10:30 ]
接下来简要探讨一下美国和欧洲的对比，在欧洲，大家觉得欧洲已经避免了一场危机，金融危机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再谈金融危机有点老生常谈。金融危机已经走了，但是我们需要思考危机还会不会回来？有人说不会回来了，不会再发生危机了。其实在欧元区还有广泛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危机可能不会再发生，并不见得因为欧元区结构更加完备了。欧洲的后院，欧元区周边的情况似乎是有所改善，欧元区的周边国家，他们的经常帐户赤字有所好转，像西班牙、希腊、爱尔兰等等，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意大利，他们都大幅度削减了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避免了危机再次发生。[ 2014-09-16 10:31 ]
但是我们觉得欧洲还是有另外一种危机在面前挥之不去，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对比来看，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好得多，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至少有2.5%，可是欧洲最好也就是1.5%而已。我们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古典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劳动力、资本、成本以及劳动生产效率，通过这些指标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判断出美国和欧洲的长期增长潜力。 这张图的横轴是人口的数字，纵轴是中位年龄的平均数，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节点，一直到2020年，2025年，再看2055年的情况，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那时候人口增长一倍多，平均年龄24岁，那时候欧洲的人口红利会非常的庞大，和中国现在正在享受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2014-09-16 10:31 ]
中东欧人口增长还是比较健康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欧的人口平均年龄要大很多，甚至是在迅速的衰老。美国的情况好很多，美国有很多的移民，而且生育率很高，美国相对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言，还是有比较强的人口红利，这会影响，甚至决定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美国至少有2.5%，欧洲最多也就是1.5%。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口的因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2014-09-16 10:32 ]
最后做一点总结，我们认为现在的世界是“负资产，穷收入”的世界，西方世界这样的特点比较明显，西方世界的泡沫更加严重，货币政策现在也是积累了很多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觉得货币政策更多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造成问题的一个原因。 中央银行现在也面临着一大问题，是否要决定退出量化宽松，而且在未来，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并不是太坏的消息，因为在未来，全球经济会有所复苏，而且在中国，我们之前还开玩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投资股票，都是不错的决定，因为中央银行就是会救市的。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股票市场也会复苏，金融胜于实体经济。 美国和欧元区的复苏不会立竿见影，不会取得太好的增长。一个是美联储要结束QE，我们之前也说了，美联储不得不考虑退出，而且要考虑到乌克兰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经济。所以，我们还要考虑QE退出可能造成的风险。长期来说，我们看好北美市场，而不是欧元区的市场，当然了，北美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市场，中国依靠债务来融资的成长模式现在正在发生改变，而且我刚才也说了，中国的政策决策者正在努力的避免日本当年犯下的错误，这个也是很大的挑战，而且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谢谢！[ 2014-09-16 10:37 ]
下面有请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蒲坚先生，他的演讲题目是普惠金融，大家欢迎！[ 2014-09-16 10:39 ]
非常高兴接受朝阳区的邀请，无论是作为在朝阳区注册的经营者，还是朝阳区的居民，能参加朝阳区的国际金融论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注册在朝阳区，对朝阳区金融的发展也比较了解，在全国的范围内，像朝阳区这样集聚了金融门类这么多，规模这么大，服务质量这么好，在全国也很少见，由一个区来召开国际金融论坛，可能在全国也只有朝阳区能做这个事情，所以，非常感谢！[ 2014-09-16 10:40 ]
我受职业和工作所限，只能从实践的角度谈谈有关这个题目的想法和理解。一个月前，我有幸去国外参加国家组织的金融研讨班，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国的金融专家们都对金融做了很多的阐述。 在那个地方我们进行了很深刻的讨论，包括公司内部制定自己未来发展规划的时候也做了这样的讨论。刚才大家提出新常态都是从经济数字，或者一般看法上讲的，我觉得有这么三个东西，我理解应该引起大家一些思考。[ 2014-09-16 10:40 ]
我们不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30年改革开放，回想历史转折中邓小平的经历，中信集团写中信集团发展时，我们讨论以后怎么发展的时候，觉得有三点。 新的时代，指导思想还是发生了一些基本的变化。1、指导的方法论方面发生了变化，依宪治国，依宪治政是很重要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的表现形式就是习主席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方针。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目前所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能从这个变化中找到依据，无论是强力的反腐也好，前30年和后30年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好，还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变迁也好，可能这在未来是一个新的常态。 2、事业型目标，中国事业型目标可能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两个目标，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一个是中国梦的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会理解到，前十年我们是方法上的改变，现在我们是目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3、社会目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没有引起更重要的重视，我们要回答包容性的增长、和谐性的社会、共同富裕这些根本性的社会目标。因为这三个常态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如果对这个变化没有根本性的认识，我们做具体的工作，包括一些产业，一些行业都还会停留在原来的观念上。比如说最近市场上也有争论，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是回归哈耶克还是回归凯恩斯，大家经常会有这种争论，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的回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的现实，这是我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 2014-09-16 10:41 ]
第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西方的金融界来讲，可能是实践的问题。我一个月当中参与了很多具体的风险控制、金融产品的设计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已经非常详细，逻辑上非常强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从货币、金融、资本主义，或者从竞争，从创新，其实他们都是逻辑一贯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种体制是天衣无缝的，他们是一种实践的问题。对于中国金融的发展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面临两个挑战。[ 2014-09-16 10:43 ]
第一个挑战，理论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在金融方面的基础理论，究竟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逻辑，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去研究那些基础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学习，习惯于在存量的知识里反复的探讨，反复的推敲，但是30年改革开放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金融在基础理论方面做得偏少。 第二个挑战，金融的基础理论增量知识方面也是非常的缺乏。中国的银行，传统的金融核心主业，可能全球找不出一个行业是利用大多数人的资源为少数人服务的金融行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金融普惠的时候，很多人说金融怎么普惠，金融本身就是趋利的。当党中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全部的行业，像银行，确确实实大部分人的资源，用大部分人的存款，集合起来为少部分人服务。刚才提到《21世纪资本论》，从整个实政研究来讲，大概120年的实政研究，资本一直在侵蚀劳动，资本的收益，积累财富的速度越来越快，在经济发达的时候，形成了1%人的收入，或者10%人收入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突出，反而在经济出现危机，出现下滑的时候，这个速度反而更快。这就导致了贫富的差距，收入不平等成为现在社会的主题。[ 2014-09-16 10:43 ]
在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金融如果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话，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放再一个变量来考虑，与刚才讲的三个常态，包容、和谐、共同富裕这个目标相距甚远。 从目前政策的走向和政策整体的逻辑来讲，这是我们金融理论界或者实践领域的人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中国的情况来讲，金融支持经济转型，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一个社会的发展究竟是靠什么来推动的？有一个变量可能是以前大家并没有认真的研究，或者没有通过实政来研究，证明它是制约金融发展很重要的因素。社会的平均知识占有量，我的看法，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我们这些年来人均GDP也好，人均收入也好，效率也好，跟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密切相关，非常凑巧，我们人均GDP的比率和发达国家的比率正好跟人均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非常高度的契合，在未来金融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应该把这个作为提升的重要依据。[ 2014-09-16 10:46 ]
第三，除了基础理论需要认真的研究和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新常态的道路，理论界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我们以前熟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知。以前我们认为那些古典经济学，金融领域的理论，都受到了现在社会新的挑战。以前我曾经以为，技术是科学的衍生物，或者是科学的外化，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技术本身是自身进化的，而且它得出的结论，不是科学产生技术，而是技术产生科学，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 我在前些年一直在推动中国土地信托化的研究，我以前曾经特别笃信一个观念，只要农民的知识水平，社会平均知识占有量比较高的话，他们就愿意把土地集中起来，愿意把土地交给更有经营能力的人去经营。但是最近的实政研究表明恰恰相反，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些事情不一定是真的。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在创新的理论支持下，创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诉求的金融工具，而这种金融工具可能会对现在中国面临的，除了一般的经济发展以外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一些开创性的作用。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比如说老龄化的问题，两亿多的老人，在座人的孩子将来要养四个人或者五个人，究竟用什么样的工具来解决养老的问题，需要金融来解决。什么样的金融工具才能赋予土地以资本属性，让土地焕发出他的活力，金融工具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 实践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更好的认识，在未来中国所走的这条道路当中，是不是到底有中国特色，或者在中国道路的角度上考虑中国金融的发展路程，实践应该担当这方面的责任，从事金融的人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2014-09-16 1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