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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干部12年走访百余失独者 完成26万字报告文学
2017-04-26 08:48:4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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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完成这份报告,他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父母

  为了这部调查报告,韩生学去过10多个省市,采访了100多位“失独”父母,直到“完全融入了他们的圈子”。可放在25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跟独生子女家庭联系在一起。

  1992年,韩生学正式成为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一名科员。那时“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颇感自豪。

  初到计生委的韩生学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

  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贫穷得吃不上饭,最终被困在大山,韩生学坚信“传统的生育观念害人不浅,必须纠正”。

  上世纪90年代初,县计生委的主要工作是每年4次的“计划生育突击行动”。每到这个时候,县里就会成立“总指挥部”,县委书记亲任政委,县长任总指挥,实行全军事化管理。

  韩生学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执行情况,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这个会写诗的“文学青年”也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

  后来,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一夜之间被人砍光,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

  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

  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老百姓的愚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这个疑问,直到韩生学遇到老许的那双眼睛后,才慢慢解开。

  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4次的“计生突击检查”已经变成了每年两次,狂风暴雨般的计生工作也逐渐平静下来。也正是这个时期,韩生学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

  老许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男人失去独生女儿不久,还要面对精神失常的妻子。

  女儿离去后,因为担心刺激到妻子,老许不敢在她面前流泪,晚上为了强忍泪水,他甚至把嘴唇咬破。可即便如此,妻子的精神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故命令老许下跪,让他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骂自己。有几次老许实在忍不住哭出了声,妻子拿起铁盆就往他头上猛敲,直到铁盆变形。

  办公室里,这些遭遇几乎是一字字地从老许嘴里蹦出来,没有半点悲伤。他不自觉地把头耷拉向一边,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神,眼泪挂在没有表情的脸上。老许空洞的眼睛时不时地扫向韩生学,他清晰地记得,“那是双麻木的、死人一样的眼睛。”

  回到家,老许那双眼睛不断闪现在韩生学面前,逼迫他开始重新思考:“如果他当初生了两个孩子,或许就不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了找到答案,韩生学终于走出家门,去探视“失独”家庭的真实境况。

  “他们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韩生学说。

  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在后来的走访中,几乎每到一家,韩生学都会被这些“失独者”的生活环境触动:胡乱散落在房间里的杂物、摆满书桌的药瓶。他发现,“比起心灵伤痛,现实的生活难题更容易将他们打败”。

  暮年丧子的父母因为极度抑郁,更容易被病魔击倒。据调查,我国90%以上的“失独”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他们中有超过一半人承担着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等高危慢性病随时发作的风险,还有15%的人不得不面对癌症、瘫痪等严重疾病的折磨。

  湖南的“失独”母亲张丽,在“失独”聊天群消失了两天。网友赶到她家时,发现她侧身倒在门口的过道里,“手臂直伸,距离门锁只有一只手的距离”。被网友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她的阑尾已经化脓,腹腔积满体液,“再迟一些,就会有生命危险”。

  不少子女因病去世的父母,给孩子看病时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但子女死了,债务却不会“死”,还债的压力甚至会伴随他们的整个余生。

  一位“失独者”在诗歌里接连问了许多个“怎么办”:

  明天我老了,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不能去买菜了,取不了工资了/不会自己做饭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我该怎么办/生病了,看不清药品说明书了/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该怎么办/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钱财不能自理了,做饭忘记关火了,忘记关水了,我该怎么办/我害怕明天,因为我越来越老了/饿了没人端饭碗,病了没人递杯水/陪伴的是孤独,等待的是绝望/明天我该怎么办?

  然而很多“失独者”的悲痛甚至不被正视。几个“失独者”在除夕夜来到一家餐馆吃年夜饭,却因为“太晦气”被老板赶走。

  即使在“失独者”内部,一些特殊的群体也会受到排斥。一位带着孙子参加“失独者”郊游活动的老人,被告知“孙子不能在集体照中入镜”;而在虚拟空间,大部分“失独”聊天群,也不欢迎有第三代的“失独”老人加入。

  “看到他们祖孙俩在一旁叽叽喳喳,我们受不了。”一位老人向韩生学抱怨,这些有孙子孙女的“失独者”已经是幸运者了——因为“好歹有个后代”。

  韩生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眼中,带着孙辈的“失独”老人,不仅面临同样的养老困境,还要承担隔代抚养的压力。他们中有人已经年入花甲,但不得不再次充当起父母的角色。

  “开家长会时,这些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还要充当父母的角色。”韩生学说,这样的“失独者”面临更多的无奈和尴尬,“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种伤害。”

  另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是“失独爸爸”。

  他们承担着同样的感情伤害,但面对崩溃的妻子,他们要成为精神支柱,也要支撑残缺的家庭继续运行。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爸爸”中,“隐忍”“沉默”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所有特点。

  保定的王云龙就是一个这样的爸爸。女儿出事后的那段日子,在料理完工作、妻子睡着后的夜半时分,他常常独自跑到大街上,“淋着冬天的冷雨,去寻找还没离开的女儿”。

  事实上,“失独爸爸”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压力。“有些同事会关心我的状态,我只能回答‘好点’了。可自己把孩子养没了,我怎么在别人面前抬起头。”他对韩生学说。

  像这样的痛苦,是当年愤懑于“子女多只会造成贫穷”的韩生学无法想象的。

  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开始的那一年,作为村里仅有的几个高中肄业生,韩生学被选为村初中的民办教师,摆脱了农民的命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计划生育”要怎么计划,更没听说过“独生子女”这个新词。但开学没多久,村里就有人把一张毛笔写的大标语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上面写着:“人口非控制不行!”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河北保定,王云龙的妻子收到了一封让她感到“一头雾水”的家信。邮件里,尚在部队的王云龙充满热情地写道:“菊芳,现在国家开始推行一胎政策了,我是军人,要带头表率,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事实上,“失独”的悲剧时刻都可能降临到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头上,而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35年后,中国3口之家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个

  采访“失独”家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一个计生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韩生学经常遭到“失独者”的拒绝,甚至咒骂。有一次,一位“失独者”在听说他“计生干部”的身份后,控制不住情绪:“你们猪狗不如,早晚会遭到报应!”

  然而,尽管韩生学在10年间一直加快采访的脚步,但依旧追不上“失独”家庭增长的速度。根据原卫生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统计,我国每年都有7.6万个父母失去自己的独生子女,成为“失独”家庭。

  女儿出生后,韩生学更能理解这些家庭。“我很怕失去她,只想让她陪我到老。”在接触越来越多的“失独者”后,韩生学不再苛求女儿的成绩,以往用2块钱打发女儿早饭的他,也开始每天亲自下厨准备早餐。

  在计生委工作的韩生学熟知很多数据,他在书中写道:“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年,而中国只用了十八年,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二孩”政策将全面放开。看到这条消息,韩生学“高兴地跳了起来”。

  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开始实施,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将成为历史。

  可韩生学的“失独”故事还要继续记录。

  对于自己记录的“失独”故事,他从来都不会讲给女儿听,“太惨了,容易给小孩造成阴影。”

  写作“失独”故事的时候,韩生学习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拉上窗帘,“去用心感受他们的痛苦。”

  韩生学经常因此失眠,这时他只能在心里默念一些散文来冲淡压抑的情感。

  “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在解脱。”虽然自己没有做过最基层的计生工作,但他23年来编写下发的各种“指标”“文件”确是整个基层工作的巨大推力。

  韩生学开始写作“失独”群体不久,碰到有人在公共场所问他的职业时,他会回答“政府人员”,而不是“搞计划生育的”。

  现在,遇到结婚不久的亲戚朋友,韩生学会一本正经地鼓励他们“生两个”。

  他想做的,不仅仅是“帮失独者说话”,而是“写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包括这个政策背后,这一代贡献者和牺牲者的故事”。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是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写作后期,韩生学开始在政府机关内部呼吁关注“失独”家庭。去外地开会时、去党校讲课时他会留出时间专门讲“失独”。有人感动,“局长都听哭过”;也有人挖苦,告诉他“以后你分管这个工作好了”。

  前年夏天,在韩生学和他单位相关领导的推动下,怀化市把“失独”家庭扶助标准提高到了每月800元。可他清楚,自己接触过的“失独”家庭遍布全国,“在缺少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单凭个人,某个地方的力量,能改变的太少”。

  “其实国家各部委针对‘失独’家庭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有的很难在地方落地。”在研究众多政策后,韩生学有些无奈。

  而各地对于“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大多都遵循《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这一条款。

  每个地方对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少地区至今仍执行国家最低标准,每月340元。除此之外,“失独”家庭更需要的养老、医疗和心理慰藉等,似乎也在执行“最低标准”。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解救那些“没后的同命人”,可每一次“我们其实都一样”式的劝说,却对他们自身都是一次伤害。

  除了缺少专业社工介入,很多自救组织都面临没有场地、没有资金,随时都可能停摆的尴尬境地。“因为没有长效机制,对他们的支撑大多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韩生学说。

  自救组织的老人们不会知道,他们每周一次集体织毛衣、练书法的活动一直处在“说没就没”的风险中。他们积极奔走的更多“政策扶持”还在路上,不过岁月不再等待他们了,他们有人头发白了,快要走不动了,感叹着“就这样走完一辈子”。

  即便这样,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这样的自救组织还是太少,有些人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活动。”韩生学感叹,尤其在小城市和农村,那些沉默的“失独”父母只能独自忍受伤痛。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去行动能力,连互助组织都去不了后的生活。

  “郎姐”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内蒙古插队时冻坏了双腿,如今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她走路时几乎抬不起脚,在地上小步挪动,发出“呲呲”的声响。

  “我们不能再被人看作是神经病,活着,就要活得光鲜。”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和“郎姐”一样,最早一代“失独”老人中,已经有人迈过70岁的高龄,而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还未真正摆上台面。

  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住进普通的养老院。“失去独生子女是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很难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别人的子女隔三差五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现在国内有两家专业的“失独”养老机构:广州一家养老院已经设立“失独养老专区”,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也改造为“失独养老院”。而面对成千上万个正在老去的“失独者”,这两家的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张左右。

  还是有好消息的。韩生学把《新闻联播》上的一则新闻转发到了“失独”聊天群,立刻引起了沸腾。在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的条目赫然在列。

  相比之前对“失独”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定义,这次没有了“困难”二字。

  “这意味着国家对‘失独’家庭不再以普通的人道主义救助对待,他们应该是‘贡献者’。”韩生学激动地比划着说,“或许,‘失独’群体的扶助体系会跟着发生变化。”

  变化确实正在发生,2016年的3月,“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帮助”被写进了我国的“十三五”规划。

  相比大政策,“郎姐”的心愿小得多,她希望不用走很远的路去参加互助组织的活动。如今,她只能用那双抬不起的脚回到只有她一个人的家,脱下她光鲜的外套,日复一日地擦着儿子的照片。(记者 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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