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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的煤,浮起的新日子
2017-07-12 14:28:28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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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涨上来的时候,村民就一步步往后退。有的村民搬了三次家,一次次退,直到有一天醒来发现,水到床边了,“没办法,必须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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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瑞豹在水中的家,那块陆地上只有4个人。

  在安徽省淮南,因挖煤,一片片塌陷湖从陆地升起,表面互不相连,在夏季的某一天前呼后应连成大片水域,最终土地长埋于水底。有媒体报道,到2020年,在淮南,塌陷湖面积将相当于100个西湖。

  这座城市不得不转型,如今,一座世界最大的水上漂浮发电站建在塌陷湖上。不同时代的生活横截面在水里分层——一些东西长埋水下,另一些全新的生活被水托起。

  靠矿吃矿,靠水吃水。当煤矿关闭,土地下沉,工人与农民,中国这两股最厚实的力量出现在淮南历史舞台上,这些本色“群众演员”反复诠释一个剧情:活下去。

  一

  新建成的水上漂浮发电站占地1200亩,成千上万块太阳能组件覆盖于塌陷湖上,那种宏大的、整齐的、刺眼的光亮,让人立刻从精神上对现代科技感到臣服。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漂浮电站吸引了许多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睛”绕湖一周,感叹水面的辽阔以及中国政府发展新能源的决心。

  “它能发电40MW,国家有‘光伏领跑者计划’,安徽省内有今年实现1GW的目标。”淮南阳光浮体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肖福勤信心十足。

  他指着淹没了一半的房屋,表示水逼退了这户人家。

  这里曾是刘龙村的故土,也是潘一矿矿区的腹地。穿着浅色衬衫和灰色西裤的马赵匡上个月才从矿上退下来。他比现场搬运组件的其他工人看上去要白净一些,只有藏于透明皮肤下的煤渣暴露了他曾经的身份。

  那些煤渣永远地留在矿工的体内了。这些由于清洗不干净形成的黑色疤痕,渗透在矿工的手、耳朵旁、小腿的皮肤下……

  马赵匡以前的矿友羡慕他在工地上找到一份工,有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在退休之年去上海做保安,领每月3000元的工资。他们奉献了一辈子的煤矿,听说要在2018年上半年关闭了。

  马赵匡的儿子还在矿上工作,对未来忧心忡忡。“没办法,谁让你生在矿工之家。”父亲对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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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鳖塘边的老矿工,他身后是做了搬迁标记的房子。

  爷俩不是一个班次,一个上班一个下班,碰了照面还会客气两句:“怎么下班这么晚。”

  马赵匡以前在矿上是搞运输的,除了拉煤,他还拉过矿友的尸体,在一场瓦斯爆炸后,“把死人拉到井口,一个车能拉两三个,来回跑了好几趟。”

  他的家就在父子俩工作面500米以上的地方。坐“大罐”从地面到地心深处,他耳朵“背住了”,捏着鼻子擤一下就行。“罐”相当于矿上的电梯,但更“傻大黑粗”,“就像大卡车与精致的进口小汽车之间的差别”。

  刘龙村边上的泥河早前只是一条大沟,连着淮河,后来“越陷越深,塌成这么大”。马赵匡身后的水面有4000亩,波光闪闪,他在岸上搬运组件、拼接,然后拖入深达7米的水中央。

  还住在这里的时候,一下大雨,马家门前就要筑个坝,往外舀水,他最担心粮食受潮。过往的日子浸泡在记忆里已经不那么清晰了,农家生活又没什么惊奇,他只记得逢年过节男女老少搭戏台,那是一年到头最欢乐的日子,“十多年没有了,现在都搬到搬迁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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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兰的家,每年夏天她都要搬走一次。

  二

  也有人不愿意走。

  6月的一个中午,李桂泉与老伴在田里摆了两个小板凳,坐在水稻中摘除杂草。

  他虽住进了搬迁楼,但仍惦记着这块土地。经过大半生漂泊打工的日子,他最终回到故土,发现家园已沉于水底。在他眼里,他曾打工修建的骄傲的建筑都衰减至暗淡。

  “人生活在哪个地方就想念哪个地方的乡土民情。”他熟练地把水稻捆成一捆,扔到一旁,“但国家采煤没办法啊。”

  李桂泉对一旁的光伏项目感到满意,“新项目新科技也不错。”

  “国家讲要珍惜土地啊。”他正了正头顶遮阳的安全帽,“虽然被淹了,但把泥浆翻上去,搞到两岸,说不定也能耕种。”

  汛期到来,他的水稻可能被不远处的塌陷湖淹没,但收成对李桂泉来说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浪费土地才是。有地种,他就心满意足。

  他回身指着一间似乎马上就要被水吞噬的红砖房,“我家老二就住那里,一直没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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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泉在塌陷湖边种地,他深深留恋土地。

  朱正兰是他的弟媳,刚刚送完孩子上学。与李桂泉死守着土地不同,她“靠水吃水”,在塌陷湖养起了鹅和鸭子。超过1000人的村子,像她这样没有搬走的还剩5家,养着1000多只鸭鹅。她家算少的,生病死了两只后,只剩几十只了。

  总工程师肖福勤记得,项目刚开始时,快下班了,经常遇到赶鹅回家的农民,那些鹅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去扬起的灰尘比十辆卡车的都多。

  朱正兰一家的生计都在鹅背上。她穿着一双黑色的粗跟皮凉鞋,上面有好几块已经干了的泥渍,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脚给人看,“一出去一脚泥巴,好看吗!”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没钱装修,只有靠种地、养鹅、摸鱼慢慢攒钱。

  因为沉降,从前的厨房门框像被压弯了的扁担,现在用来当鹅圈。以前水还没来的时候,他在家里感到“下面放炮开采,房子在动。”

  她丈夫也在矿上干过一两年,怕得职业病就离开了。“讲得挺恐怖,石头能把人压成饼。”

  出去打工也没有门路,“早前做临时工,经常遇到不给钱的。给就给,不给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兰的家凌乱得让人很难还原出它以前的样子,家具都展现着灾难过后七零八落的模样:无处不在的裂缝,大衣柜拦腰截出被水泡过的痕迹,破了洞不再修复的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淹,修它干啥。”

  一面墙上有她女儿6岁时画的画,如今女儿已结婚。另一面墙上有他丈夫写下的“恒心”和“海纳百川”。

  如今是“水纳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兰都要搬走一次。“水上来了,我们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电视不大,“搬起来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来,锅和鞋子都漂起来了,他赶紧把家当装上三轮车和拖拉机,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个把月时间。朱正兰坐在一袋尿素上发愁,“屋里很少干,水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房子越来越近。”

  30年前嫁到这个村子里,朱正兰对它谈不上喜欢,“人可能因为穷,就特别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别家移,占这种便宜。”但这里曾经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欢的肠道相连的宅子,有长满草的土丘和铁路线。种着果树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为获得多一寸土地而争吵过,如今那些生产粮食的沃土只能长出水下植物。

  “大势所趋,”农妇朱正兰说,“你不能改变事实。”在这一季的汛期来临时,她必须尽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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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王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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