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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的煤,浮起的新日子
2017-07-12 14:28:28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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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谢家集区的老鳖塘,蔡瑞豹一家的日子是在岛上过的——如果能称之为岛的话。

  老鳖塘是早年挖煤产生的塌陷湖,中间延伸出一条狭长的陆地,这块土地上总共住了4个人,两位看门的大爷和蔡瑞豹两口子。

  蔡瑞豹是鱼贩,有这个职业常见的凶气。人如其名,他说父亲曾希望他霸气一些,现如今,“还‘豹’呢,给水里淹着了。”他站在水塘中间说。

  他往前后一指,“这边是李一矿,这边是谢二矿,这边是李二矿。”这些矿早已停产,留下老鳖塘。

  蔡瑞豹家世代在此生活,“小时候想去矿上挖煤,但年龄不够人家不要,好不容易年龄够了,矿上工作要走关系,农民没钱,又没土地,只能养鱼。”

  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打鱼,然后运到集市上卖。渔网散落在房间周围,水涨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划船进出,水走路。第一次家被水淹时,这个壮汉说,心里难受,皱着眉“想哭”。

  家里的冰箱给垫高了,墙上爬着青苔,蚊子苍蝇多。如果刮风,晚上睡觉他能听见水声。他和老婆要喝水,得拿桶到镇上装,每次够喝上三四天。

  老鳖塘周围还有些村庄,水悬在它们头上,一些房屋已经画上了拆迁的符号。一位老人戴着矿工帽在门前溜达,他1996年退休,有38年的工龄。他刚工作时李一矿投产没两年,火车站只有两个铁皮筐子。

  他指着坡上的树说,“以前,地跟那树一样高。”

  在他看不到的很多国家,煤矿勘探者必须提交详细的土地复垦方案才能开工挖煤,并对之后的生态恢复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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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瑞豹在家中,他身后的墙是被水淹过的痕迹。

  老井是矿上的工人,缺乏社交才能,但会写诗。他和他的诗出现在纪录片里、文学刊物上,他穿着下井的矿装,与各种名人合影,身上的反光条强烈地反着闪光灯的光。

  “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他写过一首《塌陷湖》:一颗硕大得足以填平苦海的清澈泪珠/默默地荡涤着天地间的尘埃与荒凉/多少苦难与悲怆/都圣贤般地在这水底沉淀……

  “看到塌陷湖,我的内心很矛盾。”老井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虽然我不是产煤能手,也不是领导,但我是矿工之一,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始终有种愧疚的感觉。”

  他把塌陷湖称为“大地表面的伤口,积满雨水”,是“矿山心间的一滴泪”。

  在这座城市疯狂产煤的时期,大车拉着优质煤、煤矸石以及煤泥来来回回,煤泥黑乎乎、稀稀的,一边拉一边往下滴,给这里的道路留下黑色遗迹。

  “遗迹”随处可见。在淮南,没什么高的建筑物,因为地下是空的。出租车司机陈明开玩笑说,淮南建地铁都不用打洞了,直接铺铁轨。

  道路被车压得拱起,时刻要防着刮底盘,他去矿区拉一趟活,回来别人一看车上的灰就知道刚去了哪儿。

  “下井有下地狱的感觉,呼呼呼往下坠。”陈明是土生土长的淮南人,经常听人讲述井下生活,“这里的井是直上直下的,一出事就爬不上来,像把老鼠扔进马桶一样。”

  他有次从矿上拉了两拨儿拼车的乘客,坐在前头的是位矿工,跟他抱怨,“我在底下辛辛苦苦,老婆在家看着电视,嗑着瓜子,笑哈哈的,万一哪天我死了埋在地下,老婆孩子都是别人的了。”后座的三位矿工女家属不乐意了,“女的也不都是那样。”两边各自抱怨生活,差点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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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陷湖上的漂浮电站。

  陈明讲述,在上世纪80年代,下井并不是体面的工作,找对象都不好找。后来在煤炭黄金十年,“十二生肖都没矿工属相——属螃蟹的,横着走。”尤其在2008年到2013年末,找对象一听是矿上的,嫁了吧,有钱!

  在那段煤炭与资本的蜜月期,淮南建起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这几年确实不景气了。”

  潘一矿是仅存的几个未关闭的煤矿之一,躲在一片锈迹斑斑的矮楼身后。这块围绕着煤矿建起的生活区还飘荡着上世纪末的气味:阴沉的候车厅、军民招待所、再就业一条街……一些新建筑正在酝酿,灯光璀璨的城市夜景印在围起来的工地旁,开发商声称要“再造一个新潘集”。

  

  有一阵子,老鳖塘说要建个水上乐园,后来不知因何停工,项目立的牌子还戳在路边。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井每天都骑自行车路过这里。一个6月的早上,他遇到一位老矿工,边走边讲,“出事了,瓦斯爆炸了。”

  “伤人了没有?”

  对方瞪了老井一眼,“瓦斯爆炸,你说伤不伤人!”

  老井到井口一看,都是老幼前来打听,家中壮劳力为啥没回家,“救护车嚎叫跟哭一样”。

  老井推着自行车往里进,他本不是在这个矿上工作,但因为穿着矿装,没人拦他。家属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希望他能出来捎个信。

  他看着担架一个个往外抬,救护车一辆辆开,眼泪直往外掉。听说是一次连环的爆炸,后来只能把井打上封闭墙,隔绝空气,人也永远封在了下面。

  据新闻报道,那是1995年,事故伤亡共125人,其中死亡76人,伤49人。

  2014年,类似的场景发生在一条马路之隔的对面,一个小煤矿爆炸,死亡27人,井口抹上了水泥。老井前两年混进事故发生地,面对封闭的井口,跪了下来。

  他念起多年前创作的那首《矿难遗址》: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1995年的那起事故是他创作的分水岭,“父老乡亲脸上想要流泪却流不出的焦灼表情,刺痛了我的心。”他以前写风花雪月比较多,“800米地心深处的故事需要有人知道。”

  这些遗址曾为国家创造出很多“辉煌”。建国初期,有“多出一吨煤,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抗美援朝时期,口号变成“把现场当战场,把工具当武器,多生产一吨煤支援前线,就多消灭一个美帝侵略兵。”

  中学毕业的老井仍然记得头一次下井时悲壮的心情,他再次提到“像下地狱”。“半夜两三点一个人在巷道走,总感觉头顶有人跟着我,回头猛拿矿灯一照,什么也没有。那种恐惧,是对自然的敬畏吧。”

  朋友都劝他不要下井,“无论如何都不要下。”当地有个说法,叫“四处无门把煤掏”。

  第一次上班的时候,老井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的,但还是吓了一跳。“碰到下早班的朋友,我认不出他了,只有牙齿和白眼球是白的,咧嘴笑。”

  大罐往下走,有人尖叫,有人搂着别人的腰,老井闭着眼,心想:“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吗,都怪我不好好学习。”

  他此前是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工,从脚手架上一跃到地心深处,为了“有个身份,正式工”。他说,“与打工相比,我们属于体制内的,有个身份也好,枷锁也好,退休有保障。”

  这种体制内的诱惑在煤炭光景好的时候尤其诱人,工作证是红的,他们被称作“红牌子”,有个工人身份,“挺傲”。采煤工有的也能拿1万多元月薪。

  谁也没想到几年光景,又落了潮,“哗一下就下来了,比腰斩还惨,进口煤加上运费都比我们的便宜。”老井现在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

  他在井下吃烧饼,嘴里咯吱咯吱都是煤渣子,转着圈吃,最后手抓的那块黑的扔掉。井下有井鼠,舔他沾了油的手指,也有喜欢汗味的蟑螂,躲在矿工的帽子里,矿工戴帽子时感觉脸上痒,一拍是蟑螂皮。

  胃也不好,关节也不好。老井说他的膝盖有两座冰山,夏天都是冰凉的。他见过矽肺病晚期生不如死的状态,恨不得自己把肺掏出来,狠狠地砸。

  他表示,在机器的轰鸣中反复穿脱工作服,终结每一段冗长的黑夜,再晒一段称不上公平的阳光。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撑不着,饿不死,耗到退休。

  老井有一些农民朋友,关心土地的收成,也会问他采煤采到什么地方了,“他们依附这个矿,又仇视这个矿。”

  早前农民“靠矿吃矿”,在门口做生意、租房子、卖菜、开饭店,拿个蛇皮口袋跳车扒煤,一整车煤拉到了只剩半车。扒几天的煤就等于一个月工资。

  矿工诗人的身份让他看起来像个局外人,有人责备他只写丑的,不写美的,“我也赞成写赞美诗,但不能都是那样的东西。”

  淮南市志记载:男性人口比重大,男女性别比为115∶100,具有明显的工矿城市特征。有段时间,大量矿工下岗。有些工人死了,坟都要朝着厂子的方向。

  城市转型是唯一的出路。“有时候,历史就是无名者用苦难写出来的。”老井说。

  他写道:“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800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在此时我会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轧过来,举目四望,我还会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暗淡无光的。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创造出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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