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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29年,帮深圳600名流浪者回家
2019-06-30 07:43:55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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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易雄正在劝睡在凉席上的小谭跟堂哥回家。

每年,宝安区救助站会救助3000多名流浪者,绝大多数都能与家人团圆。

杨宇和收留的流浪狗一起,住在松岗的一处高架桥底。

易雄和小谭堂哥交流小谭回家后的注意事项。

  易雄猫着腰,穿过一排蕉叶,钻进了低矮漆黑的高架桥洞里。

  半分钟前,他从京港澳高速旁走过,下意识地往桥洞里一瞥,隐约看见一个躺在凉席上的身影,“大概率是流浪者”。

  对流浪者而言,桥洞是适宜的居所,尤其在夏天。这里有足够宽阔的场地、随汽车呼啸而过的风和大片的阴凉,雨水和阳光都打不到他们身上。

  在深圳这座聚集着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流浪者常常被人忽视。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30322名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联系亲属。

  但根据易雄的经验,愿意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都不想失去自由”。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无定所、风餐露宿。

  29年来,已有将近600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帮助下与家人团圆。他相信,回家,才是他们更好的归宿。

  流浪者不回家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桥洞里的男人依旧不发一语。

  易雄蹲下身,凑过去套近乎:“小兄弟你干吗睡在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你是没钱还是没身份证?”“快中午了,要不要吃点东西?”男人只是眯眯眼,翻过身继续睡。

  易雄掏出手机,对着他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又录起了视频。男人看着年轻,长了一张圆脸,颧骨很高,头发像刚剪过,衬衫和长裤都有些脱色、磨破了边,旁边摆了双崭新的蓝拖鞋。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杂草的凉席外,没有其他行李。

  这些迹象表明,男人流浪的时间或许不长,有可能只是刚刚失去工作、找不到生活来源,或是被人骗了、遗失了钱和身份证。“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骗来的?进了黑厂?”

  “黑厂是有”,男人终于开了口,带着浓厚的两广口音。男人告诉易雄,他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七年前和叔叔来深圳打工,后来叔叔生病回了老家,自己又被骗进黑厂,跑出来找不到好工作,手机也丢了,身上只有身份证和100多块现金。

  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证,姓谭,1992年生,是广西合浦县人。易雄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不再回答。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证照片,答应帮他找一份靠谱的工作,起身离开。

  深圳是一座“由外地人撑起来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有800多万外地人,他们在这里寻找梦想与金钱,一年为这座城市贡献超过2万亿元的生产总值。

  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五年前,深圳市城管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不会禁止和驱赶真正有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

  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站的救助对象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救助站只对流浪人员进行临时性社会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

  在易雄接触过的近千名流浪者中,小谭是最常见的一类人:年纪轻轻,从五湖四海来,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丢掉工作,或是丢掉钱包、手机或身份证,与家人不再联络,从此流落街头。

  2016年,易雄制作了一张“站外救助登记表”,帮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记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信息。所有流浪者中,来深圳务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多数来自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份。

  而在救助原因这一栏,务工不着、被盗被抢被骗的情况最为普遍。“很多流浪者其实想回家,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因为他是出来挣钱的,没挣到钱回去没有面子,只好一天混一天。”

  比如杨宇(化名),广西人,80后。2015年,他来到深圳,开始做日结工,在松岗租500元一个月的群居房。在此之前,他做过搬运、挖树、修轮胎。

  但后来,杨宇不愿天天工作,钱不够花,带着一条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桥底。今年春节,杨宇回过一次家,他发现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废,村子里也没剩多少年轻人,过完年便回到了深圳。“没事可做,在这捡废品都比在家强”。

  运气好的时候,杨宇一天能捡到二三十元的废品,足够在路边买两份一荤一素的快餐。而在去年,深圳市民人均年收入超过5万元,相当于他捡四五年的废品。

  回不了家的还有精神异常的流浪者。易雄见过,原本能正常沟通的人,会突然开始追车、爬树;喜欢睡在树荫下的中年女人,心情不好时见人就吐口水,易雄与她打交道多年,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龙江;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对前来搭讪的易雄破口大骂,又掏出了三把匕首,易雄只好报了警,“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先报警,再打120,如果确认流浪者有精神异常,就会被送到康宁医院治疗”。

  深圳市康宁医院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8年,深圳市康宁医院共救治了12142名流浪乞讨精神病人。

  “看到流浪者,心里就不舒服”

  29年前,17岁的易雄刚念完初中,也是铺盖一卷,南下加入务工大军。刚到深圳时,他在工地上拉砖、打水泥浆,一天能挣十块钱。那时,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天花板是用油纸铺的,半夜雨点大颗大颗地砸下来,吵得人睡不着。

  如今,易雄不再年轻,皮肤晒得黝黑,添了白发和皱纹,爱穿长袖和西裤,出门背橄榄色斜挎包、骑银色自行车。

  他的工作是在家附近当保洁员,天蒙蒙亮就起床,在城市尚未苏醒时扫地、倒垃圾,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当义工、寻找流浪者。

  2010年,易雄加入了深圳市义工联合会,他是最积极主动的人之一,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儿。为了更好地帮助流浪者,还专门自学考取了社工证。后来,他还成立了专门帮助流浪者回家的义工团队“爱心飞翔”,和宝安区救助管理站合作,在深圳发展了近百名成员,有打工仔、小摊主和公司高管。

  妻子带着儿子回东北老家上中学后,易雄独自租住在沙坣新村的一栋“握手”楼里,每月房租2000元。家门口贴着几百张易雄与受助流浪者的合影,客厅四面墙挂满了锦旗,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大爱无疆”,靠墙堆着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八宝粥和自热米饭。

  “因为我知道流浪的苦,也受人帮助过,所以我想要反过来去帮助人家”,易雄说。在他7岁那年也有过一段流浪的经历,他独自乘大巴去乡下外婆家,路上颠簸五六个小时,迷迷糊糊下了车,才发现坐反了方向,只能漫无目的地到处走,睡在桥洞和马路边,吃路人施舍的馒头。

  直到碰见一位30岁左右的阿姨,把他带回家,帮他洗澡、下面条。易雄告诉阿姨,自己家在武冈古城,她便写了纸条给跑邵阳的客车司机,托他贴在城门口。几天过去,易雄的父亲见到寻人启事,来把他接回了家。

  从那以后,易雄开始格外关注流浪者这一群体,只要碰到流浪者,就会主动去给他买水、买饭。

  1993年,一个下雨天,易雄从工地出来,在公园碰到一个流浪者,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瘫坐在地上。流浪者是湖北人,打工遇到黑中介,身份证和钱都被骗走了,好几天没吃饭。易雄帮湖北人打通了老家派出所的电话,提供了湖北人姓名、住址,几个小时后,派出所就找到了他的家人。

  这次偶然的经历让易雄发现,原来帮助流浪者寻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就是多问一句话、多打一个电话的事”。从那时起,他零零散散又帮过几名流浪者回家。“看到那些人睡在外面,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感觉很莫名其妙。为什么现在社会好了,还有这么多人在过着和我以前同样的生活?”

  每当碰到声称不愿回家的流浪者,易雄会想办法问出他的家庭信息,再联系家属详细了解情况。“谁愿意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靠拾荒为生呢?”易雄说。

  “有的是碍于面子,有的是跟家里人闹过矛盾,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流浪者家中已经没有亲人、精神异常等等”。事实上,大多数流浪者在易雄的劝导下,最终都跟亲人回了老家。

  碰上实在不愿回家的,易雄也会想办法在本地给他找一份工作。前两年,一个河北流浪者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