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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作家李修文:写作中,一切真实都要归于美学的真实
2019-11-15 10:06:52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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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 王志艳)继2017年出版《山河袈裟》广受好评并获鲁迅文学奖后,作家李修文近日又推出写了十年的散文新作《致江东父老》,他称,相比《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

  在这部30万字的散文作品里,李修文记录下很多典型的、平凡的“中国式面孔”:《三过榆林》中死守信义的民间艺人、《不辞而别传》中相爱的流水线上的工人、《穷人歌唱的时候》中依靠歌唱获取力量的穷人,《在春天哭泣》的诗人,《小站秘史》中贫穷的母亲和小女孩,《观世音》中苦苦寻子的老秦,《鱼》中那个为不能给儿子吃上一次鱼而伤心的母亲……

  在李修文眼中,这些“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他在自序中写道,“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决了,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热泪和黑铁浇灌而成的纪念碑。”

  作家之外,李修文的另外身份是编剧和影视监制,有12年的时间,他在影视圈摸爬滚打,遍尝人间冷暖。尝试在文字中恢复、寻找出那些“中国式的面孔”,是因为他确信行走在一条现代性未完成的道路上,还有一部分人跟不上要落伍,而每次看见这样的人物就心生垂怜。他称自己也是一位小人物,同天底下所有奔命的人一样上山下山,上船下船,在情感上有共振。

  老友导演宁浩评价,“读修文的书,就像和老朋友喝酒聊天,刚开始是从张三李四、家长里短开始聊,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里面大山大河,人生百态,天聊完了,朋友走了,画给你搁家里了,放你心里了,你会发现,时候长了,那些人物、文字都会跳出来,蹦在你脑海里。”

  虽是一部散文集,但《致江东父老》写作手法很特别,从中既可以感受到戏剧、音乐、电影、小说等元素的杂糅,同时又有着浓郁的古文语言、意境和修辞,突破了惯常的散文文体与面貌。他坦承古典文学对自己影响巨大,而在当今“小说”为大的文学语境下,“重建散文的主体性,是一件大事。”

作家、编剧、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

  对话李修文——

  新华网:有读者评价您的上一部作品《山河袈裟》是“烟火传奇”,《致江东父老》延续了这种风格,作品里记录的都是小人物,但在小人物身上您似乎也在建构一种“大”?

  李修文:在一个作家笔下,不管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不堪和沟沟壑壑。所以,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到小人物神话当中去,把小人物写“大”并不是目的,一意去写“大”反而有可能是一种矫饰,对我来说,贴切、准确才是最重要的。

  在今天,每个人都在信息高度共享的语境中生活,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区别本质上并没有那么大,知识分子们在感受“影响的焦虑”,打工妹们也一样身在“影响的焦虑”之中,不过是各自深陷于困境中的彼此罢了。前些年的生活遭际,使我贴近这本书的写作对象,这些人,这些人身上的事,还有那些微妙的情境和情绪,在我们今天的文学里越来越变得不值一提,我想写写这些不值一提的人、事、情境和情绪,如此而已。

  新华网:作品中塑造的小人物群像,他们内心的悲喜、痛苦与茫然似乎与您作为写作者的心绪形成了“共振”,是这样吗?

  李修文:前几天,在成都的一个分享会上,宁浩导演对现场观众说,你们是没看见过李修文前些年的样子,实在是太惨了。回忆起那些年,一本书也写不出来,当编剧吧,总是项目进行到一半就没了下文,总是兴高采烈地去,心如死灰地回,多少年都是这样,你跟天底下所有奔命的人一样上山下山,上船下船,怎么可能跟他们不“共振”?所以我经常觉得,在今天写作,其实最重要的是做一个“人”,你得要有一个“人”而非是“文人”的形象。

  到后来其实我已经嗅到了我的写作疆域之所在,我的命运之所在——许多时候,夜路上,我突然觉得自己和许多人的命运也打通了,连接了,陶渊明,杜甫,王安石,我觉得我跟他们走在同一条夜路上,到了那时候,你再看眼前的山河人间,内心里涌起的其实是巨大的沉浸与眷恋之感,如你所说,某种“共振”之感也就更加强烈了。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在好几篇作品中出现了连接“生与死”的意象,例如《白杨树下》《小站秘史》,很像《聊斋》,是否是受到了这类古典文学的影响?

  李修文:古典文学对我影响巨大,其中,《聊斋》更是我最喜欢的几部作品之一,其上天入地、阴阳难分、虚实不辨,都作为一种骨血深深地驻扎在了我的身体里。但是,我也一再说过,我们在今天不是要代替古人去写作,而是要像古人一样,敢于去冒犯,敢于去重新确立,去建立自己写作的有效性,而不是沉浸在古典的遗风中无法自拔。

  你提及的作品,大约都有一点似幻似真之气,但它们在我看来,就是我内心里的真实,这就是我的“真实”观:在写作中,一切真实都要归于美学的真实,归于精神个体的真实。所以,当有人向我指出,《白杨树下》所写的鬼魂绝对无法在世上遇到时,我只能报以苦笑:难道我们要去找屈原打听“山鬼”是否真的存在过吗?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读来似散文又非散文,在创作手法上还有很多小说的技法,当下的文学阅读领域,似乎更看重小说的创作,或者说人们更愿意看故事。您觉得当下的散文创作有哪些新的抵达路径?

  李修文:的确如你所说,小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各个文体之中,几乎已经形成了某种“霸权”,这可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对故事的依赖有关,我们买一支股票,做一个综艺节目,都需要讲故事。我对这种“霸权”有近乎本能的反感:我们的语言在当代的叙事进程中并未获得什么显著的成长,这个时代的文字很难去塑造我们的山河,也很难从获得一个时代的人格力量,也许,是时候说出“小说、故事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我反倒觉得,在今天,如何重建散文的主体性,是一件大事。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各个文体之间的中间地带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性,现在我的执念是:散文的主体性,可能恰恰在于抢夺和侵占——抢夺各种文体,抢夺戏剧,抢夺影像,以此构成新的主体性。

  新华网:您曾说希望在自己的文字中复活“中国式面孔”,“中国式面孔”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李修文:我与其是在说“中国式面孔”,毋宁说是:在今天,哪怕每个人都在一意向前,但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也许仍然会行走在一条现代性未完成的道路上,而且,这条道路极为丰富、含混和幽微,那些承担了如此种种面目的人,就是“中国式面孔”,这些面孔,包含着这个时代的刘关张,更包含着鲁迅先生笔下那些人物在今天的化身。长期以来,他们的面目被混淆了,甚至被篡改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的价值之一,也许就是将他们指认出来。在我们的叙事中,我看到了许多卡弗笔下的人物在中国,看到了博尔赫斯笔下的人物在中国,现在,也许到了一个我们将这些人指认出来、带领出来,重新回到中国式的源流与怀抱中之时了。

  新华网:您的作品中一部分很有中国古典的气韵,有如古诗素朴动人的底色和传统戏剧的一唱三叹的美与节奏,当下的创作者如何从经典中得到真正的传承和创新养份?

  李修文: 一个常识是:所有有效的古典性都具备强大的现代性——当林冲夜奔,一颗被碾压过的心在弥天大雪里狂跳;又或在京剧《天女散花》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这时候,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远,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我以为,这就是现代性。

  所以,真正的传承,是创造出一种和古典打通的心意和遭际,以我自己而言,惟有生活将我抛掷在和陶渊明、杜甫、王安石同行的夜路上,我才能够确信:在情境之外,某种真正的传承终于诞生了。

  而且,对于古典,我们必须保持起码的怀疑:你继承的是古典内部的活力,还是那些僵死的遗风?古典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充满了挑衅、挤压,它们绝非只是今天的人们在香案上摆放的几枚供果。实际上,它们长成果子,首先就是因为地下还有不断蔓延、扩张和冒犯的根须。

  新华网:《致江东父老》里面已经有两三篇被购买了电影改编版权,您是否会参与编剧工作?期待电影会呈现怎样的气质?

  李修文:现在看来,我不会参与到具体的编剧工作。但我也算作半个影视从业者,参与到改编的进程里去可能是避免不了的。至于最后改编的效果,老实说,这个我说了不算,当我参与到影视工作中去的时候,更多体现的其实是导演的意志,我也只是影视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自己的主体性,在这个主体性的建构中,文学有时候是重要的,有时候也没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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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王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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