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国政坛发生一件盛事：“五马进京”。
2004年，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接受党史专家林蕴晖访谈，忆及巅峰时期的高岗，反复说到的关键词是“得意”。“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高很得意。有一次，他见到我，对我说：李锐啊！你看，我这个人管经济啊。啊唷！非常得意。”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国政坛发生一件盛事：“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董必武称赞他们为“千里驹”。尤以高岗位高权重，统管全国经济，一度与刘少奇、周恩来并驾齐驱，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高饶事件”，“五马”之中二人落马，直接促成大区的彻底撤销，这一过程既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也翻云覆雨惊心动魄。
“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事务部撤销的决议。原华北人民政府管辖范围就是北京及其周边省份，新中国成立后即归中央直属，此次撤销华北机构顺理成章。以此为标志，针对大区的一系列裁撤措施开始了。
1952年6月，高岗、邓子恢、习仲勋到中央探讨了调整大行政区的问题。高岗回去后立即拟定方案，缩小东北大区职权，精简机构，将七千多编制人员减少五千，多余的干部一部分送中央，一部分调至各省市各企业及基本建设部门。刘少奇向各大区转发了东北局的方案供研究，要求以此为参考拟定初步方案上交。
为什么要调整刚刚设立两年多的大行政区？新中国成立三年，经济基本恢复，政权趋于稳定，朝鲜战争也度过最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提前向社会主义改造迈进，准备从1953年开始效法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全国一盘棋”，就要加强中央集权，不能各自为政。
经济建设是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分散主义”苗头令毛泽东十分担忧。战争时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解放区有相当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这种情况仍然在一定程度延续，大区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继承战时体制实行一元化领导，极具个人权威；大区拥有立法权，对于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规，并非都无条件贯彻执行。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全国上下步调统一的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挂帅的镇压反革命、整党整风、“三反”“五反”等全国性政治运动，毛泽东直接给大区领导下指标定任务，具体指挥省级单位行动，以高强度方式整合了意识形态，也夯实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刘少奇负责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负责除军事以外几乎一切政务。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主张党政分开，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政府实施，党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因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通常不向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就推行。毛泽东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对许多工作都不经手甚至不知情，杨奎松在《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引用高岗秘书赵家梁的回忆，毛泽东曾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一方面，中央繁重的工作集中在少数领导人身上，且政府工作脱离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各大行政区都有一套五脏俱全的庞大机构，封疆大吏身兼数职，俨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个中央。这种矛盾形态，使毛泽东深感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将大区领导人调入中央任职则一举两得，既可以从地方收权，又可以分担刘少奇、周恩来的权责，于是便有了调“五马”进京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