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审时度势、谋势造势、巧于乘势
在抗日战争的历程中，合理地分析敌我双方优劣，预测战争进程，描绘战争发展的基本轮廓，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是自觉地把握战争全局的重要前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攻占了平津地区，并分别向华北、上海大举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就范，实现其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但发动战争规模的大小、时间的长短、攻城略地的强度和战争发动者国力的消耗是成正比的。日军为求速胜，每战必出重兵，每夺一地必用重力，每占一城必重杀戮，这样就必然加倍消耗其军力国力，必定加速其失败的进程。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经过研究和讨论，会议认为抗战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各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可能性以及我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清晰而完整地描绘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致进程和轮廓，极大地增强了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引导抗击日寇起着重要作用。
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谋势重于谋子，谋势为上，谋子为下。造势谋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劣势装备的弱小的我军，能占据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能使自己的力量增殖，能在战略防御的不利态势中创造有利的态势，并最终在战略上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彻底歼灭敌人。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从实际出发，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战役态势，以“持久作战”的总方针对抗日寇“速决战”，造“先为不可胜之势”；运用优胜劣败规律，造战役战斗我强敌弱之势；着眼整体效益，造全局协调之势。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上，成功地谋划了陷敌于中国民众的“民势”，陷敌于全局被动的“位势”，占据战场有利地形的“地势”等。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占领地区的统治，大力扫荡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部队，并实行经济掠夺政策。针对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图谋，中国军队以“面势”制约敌之“点线势”，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如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
同时，中国军队以我之“联网势”破坏敌之“联网势”。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军事会议，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正面战场先后发起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南宁会战、中条山会战等战役。敌后战场以华北、华中为一体主战场，华南和东北敌后战场为两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特别是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开展了105个团参战的“百团大战”，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击破日军“囚笼政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巧于“乘势”，积极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