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罗青长与妻子杜希健、长子罗抗在延安合影。(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8月5日报道（作者罗援）我的父亲罗青长，16岁参加革命，爬雪山过草地，18岁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情报工作结缘，此后就没离开隐蔽战线，后来担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作为历史见证者，他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从他生前留下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37年到1945年，我党领导的隐蔽战线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共产党是侧着身子抗战
父亲长征到达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7月从党校高级班毕业后，就被选调至枣园情报保卫工作训练班学习，这是我党情报系统的第一个训练班，他还兼任党支部书记。当年11月培训结束后，他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机要秘书的身份，负责办事处的情报保卫工作。过了不久，根据任务需要，他就从地上转为地下，直属于西安的吴德峰情报系统，所以吴德峰就是他走入情报战线的领路人。
吴德峰情报系统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安全，应对国民党限共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在吴德峰直接领导下，父亲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下属情报关系，比如后来被周恩来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负责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当时我父亲的掩护身份是国民党38军中尉书记员，后来又是三青团西京分团的办事员。因为胡宗南起家的底子就是三青团，像陈忠经、申健都是陕西省三青团的书记，是西京分团的党部书记，和胡宗南几乎是拜把兄弟。熊向晖当时在胡宗南身边，是随身侍从和机要秘书。他们三人各自利用自己的才华和社会关系取得了胡宗南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董必武等同志指示他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办法影响、争取胡宗南抗日到底”。所以说，从一开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就带有自卫性质和预警性质。
当时国民党虽然和我们合作，但是仍然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派出许多小特务就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旁边，有的扮成修鞋匠，有的扮成摆地摊的，借此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举一动。当时为了保护八路军办事处，父亲就想了很有智慧的一招，他和他的小伙伴像张耀祠、颜泰隆等，拿着照相机追着小特务照相，吓得小特务抱头鼠窜，因为他怕你给他曝光出去，说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其实，他们照相机里没胶卷，因为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非常紧张，根本买不起胶卷。
可以说，当时共产党实际上是在侧着身子抗战，我们一方面要打日本人，一方面还要提防国民党，还要对付伪军顽军皇协军。
参与三大战略情报贡献
结束西安的“潜伏”，1941年4月，父亲调回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先是给副部长李克农当秘书，后来担任情报指导科科长。抗战中我党的三大情报贡献他都参与指导和见证。
抗战时期，我们有潘汉年和阎宝航两大情报系统，其中阎宝航情报系统准确地获取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阎宝航归周恩来直接领导，他算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心腹。1941年6月初，他在参加一个社交活动的时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在议论德国人要攻打苏联了，阎宝航就问这个情报准确不准确，当时于右任默认了，后来得知这是德国驻华的武官说出来的，所以国民党高层内部在议论。
这个消息阎宝航获取了，然后报给党中央，说的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德军将袭击苏联，毛主席以党中央的名义把这个情报报给了苏联。
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后第8天，1941年6月30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内容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处于紧急状态。”这个感谢信是当时斯大林写给毛泽东的，翻译好后，是父亲送给毛主席的，主席看完以后划了一根火柴就烧了。从情报纪律上来讲，主席是要保护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是这件事父亲见证了。
抗战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第二大历史贡献是我们准确获取了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情报，这个主要是潘汉年情报系统做的。当时他手下有两个日籍的谍报人员，一个叫中西功，一个叫西里龙夫，他们是日本驻华情报机关的高级特务，同时也是中共早年培养的双重间谍。中西功的朋友尾崎秀实，又是日本首相的顾问。有了如此特殊的身份，中西功等人才能深入日本政界核心，为中共提供了大批日本情报。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共就通过中西功等人从日本情报组织和日本大本营获取的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将在12月7号袭击珍珠港，非常准确地提供了情报，并转告了美方，这个超级战略情报后来也确实被事实所证明了。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价值的两个情报之一，这个是非常准确的，时间、地点都非常齐全，而且提前提供给了美国。
抗战中我党第三个战略情报的贡献就是阎宝航他们获取了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图。现在大家都说，1945年8月7日苏联出兵东北，苏军打日军像秋风扫落叶般地容易，把日本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但是不知道这后面是以情报为支撑的。当时国民党对阎宝航非常信任，让他带队到东北区搞调查研究，他在调查研究的时候就把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图搞到手了。这样党中央就把这个关键情况提供给了苏联，所以苏军打关东军一个星期就打下来了。
把国民党偷袭阴谋变阳谋
除了以上在国际上得到认可的战略情报外，抗战中我党获取的战役战术方面的情报，也是非常出色的，对抗战的胜利帮助也很大。比如，当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扫荡”时，粟裕的军队能够跳出日伪军的“篱笆墙”战术，贺龙的指挥部能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都是因为我们及时掌握了可靠的情报。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熊向晖，他在关键时刻掌握了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为保卫党中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偷袭延安中共首脑部门。安排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获取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草拟的进攻我陕北军队的“作战计划”，迅速报告了党中央。当时，我在延安的兵力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卫团，没有野战部队。所以党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于7月4日和6日分别给胡宗南、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7月9日召开3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各党派、各报纸，呼吁停止内战。7月12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搜集来的情报和材料，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用《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该文列举了大量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我军的事实。本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要采取所谓的“闪击战”，“攻其不备”。现在事实都被公开了，无“奇”可言，把阴谋变成了阳谋，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罢，下令收兵。
我们还有一个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情报人员沈安娜，她进入到国民党机要处，任机要处速记员。有一张典型的照片就是蒋介石一身戎装站在那里讲话，旁边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速记员，那个人就是沈安娜。所以沈安娜拿到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限共、防共的原始文件，把这些提供给了党中央。这些最后在党中央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父亲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因为当时他在延安总部负责情报的整理分析工作，虽然没有到一线去，但是对这一段事情他是参与和见证了。
在谍报一线收获爱情
抗战爆发后，父亲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西安潜伏了3年，在这中间也有一些非常惊险的经历。有一次由于形势所迫，父亲需要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密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密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成了他的“护身符”，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
这段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生涯中，除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父亲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我的母亲杜希健经延安社会部的报务大队培训，被派往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当时，我们党派了很多优秀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不同，那些女青年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这些女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
那段时光，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1940年“双十节”，日军空袭西安造成全城恐慌，人们四处躲避，往防空洞里跑。当时父亲就担心我们的机密文件和电台的安全，所以他和群众是反向跑，他是往密点去跑。到了密点他非常吃惊，我的母亲那个时候还是不到20岁的姑娘，神情自若地坐在那里守候在电台旁边。这一下就让父亲平时对我母亲的那种爱慕之情，升华为一种崇高的革命爱情。也就是在这种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我的父亲向母亲倾吐了心声。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敌后结成了革命伴侣。在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时，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只有北风的呼啸声，还有刺耳的警笛声。当时来参加父亲婚礼的，只有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地下交通员陶斯咏和他的女儿。正是由于隐蔽工作这种特有的严格纪律，才确保了情报系统的安全。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小铁梅有一句唱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每次听到这个我们都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家的表叔也很多。父亲一去西安就在吴德峰领导下搞情报工作，当时父亲跟吴德峰伯伯、陶斯咏伯伯就是以表哥表弟相称，所以说后来他的子女见到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叫表叔表婶。陶斯咏的女儿当时只有两岁，因为是我父母结婚的见证人，后来就被我父母认作干女儿。在那种战争年代大家生死相依，结下的感情是很深的。
2014年父亲去世后，我给他写了副挽联，上联是：“雪山草地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下联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这既是对父亲一生传奇经历的总结，也是对我党隐蔽战线工作者的形象概括。
【人物小传】
罗青长（1918—2014），四川苍溪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曾任红军总部政治处青年干事、中共西北局组织干事。
1937年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员、研究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中共代表林伯渠机要秘书兼办事处党支部书记等职。1941年回延安工作，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指导科长，一室副主任、主任。1947年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情报和联络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作者简介】
罗援，罗青长之子，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合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战略学》等，个人专著有《战略评估》《谈兵论战》《鹰胆鸽魂》等。
罗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