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场上摄影记者：摄下生死场的悲怆瞬间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摄影） 王小亭

　　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中国士兵（摄影） 方大曾

　　哪里燃烧，就去哪里拍摄

　　杨红林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摄影师就纷纷挺身而出，将创作与民族救亡结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越来越多的摄影家拿起相机做武器奔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下大量作品。正如抗战期间敌后根据地冀中军区摄影训练班学员所唱的：我们是摄影工作者，带着我们的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摄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这些优秀的摄影工作者，以神圣的使命感和饱含深情的镜头，激励着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也让世界了解到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例如，著名摄影师王小亭1937年8月28日在“淞沪会战”期间拍摄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作为日军屠杀平民百姓的真实见证，曾产生强烈的国际反响。再如以往鲜为人知的摄影师方大曾（笔名小方），为了将前线的情形第一时间传递给国人，1936年底孤身一人深入绥远抗战前线进行跟踪拍摄。就目前所知，方大曾是当时绥远抗战前线上采访时间最长的战地摄影记者，因此他遗留下来的数百张底片，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通过它们，今人看到了中国军民面对侵略奋起抗争的动人景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又成为国内最早报道前线战况的摄影记者。这年7月10日他离家前往卢沟桥实地采访，撰写了《卢沟桥抗战记》等战地通讯，并配以照片发表在报刊上。随后他又南下保定，与范长江、陆诒、宋致泉等著名战地记者相遇，之后孤身一人沿平汉线采访，先后发表了《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平汉北段的变化》等一系列战地通讯及照片。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战地记者却于这年10月前后神秘失踪，他的生命也停在了永远的25岁，成为抗战时期第一位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日益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受此鼓舞，以沙飞、吴印咸、石少华、郑景康、徐肖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摄影人纷纷奔赴敌后，从而共同创造了红色摄影史的一座丰碑。其中，作为敌后抗战摄影奠基人的沙飞，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与沙飞同为红色摄影大师的石少华，也长期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拍摄了《毛主席和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等经典作品。

　　另外，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官方摄影机构——延安电影团，作为一个摄影集体，其主要成员吴印咸、徐肖冰等人也留下了大量经典摄影作品。他们克服设备简陋、胶片稀缺等困难，在根据地拍摄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和事件，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如吴印咸拍摄于1939年10月的《白求恩大夫》，堪称举世闻名的经典之作。在河北涞源的一次战斗中，白求恩在距离火线只有七八里的一座小庙里为八路军伤员做急救手术。当时敌人的炮弹在附近爆炸，小庙被震得刷刷落土，但他仍镇定沉着地连续抢救了数十名重伤员。吴印咸受其忘我精神的感染，把这一无比感人的场面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常年与中共领袖近距离接触，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师们得以有机会捕捉他们身上最经典的瞬间，中共领袖人物的许多经典照片绝大多数出自他们之手。例如吴印咸拍摄于1942年的《艰苦创业》，捕捉的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土场上给120师干部作时局报告的场景。当天毛泽东身着粗布灰制服，裤子上打着两块大补丁，脚上穿着土布鞋，前面放着一个简陋的小方凳。毛泽东称赞“这是最有时代感的照片”。另一位重要摄影师徐肖冰，抗战期间同样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例如拍摄于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的《彭副总司令在前线指挥作战》，就是一幅广为人知的作品。此外，反映延安时期各项活动的系列照片，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中共七大等，都是红色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战地摄影界有句名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抗战摄影的先辈正是以他们的生命与鲜血诠释了这一精神。他们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