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学生们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恐怕难以满足”

    1935年12月下旬，南方各校在当局和校方劝导下结束游行恢复上课，但北平在学联领导下坚持罢课。清华校长梅贻琦劝学生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啊，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清华中文系1934级学生王瑶回忆，闻一多让学生不要闹事，他和同学们一起用力跺脚表达抗议。

    北大学生会成立纠察队，戴着白袖章阻止想上课的老师和同学，一些理科同学被纠察队从实验室揪出来不许做实验，学运领袖们晚年回忆时也感到当时做法极端。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回忆，纠察队特意派了文学院同学把守理学院，理学院同学把守文学院，“以免人熟拉不下脸来”。1936年1月4日早晨，纠察队学生爬上北大红楼钟塔，把打钟的绳子盘上去，不让工友敲响上课钟，被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制止。陆续有学生赶来上课，周炳琳招呼他们进教室，但都被纠察队阻拦了。不一会儿胡适到场，见状十分恼火，大叹“对牛弹琴”，学生齐声说“你才是牛”。半小时后蒋梦麟赶来，一怒之下冲上去撕姚震江的纠察队袖章，被姚推开，师生二人对骂“你打人”“你混账”。姚震江回忆，蒋梦麟气得浑身颤抖，胡适赶紧把他搀扶上楼去了。

    北大历史系学生孙思白说，胡适有股拧劲，“对付学生上更直截了当”，不管学生怎样反对他，他永远长篇大论强调“读书救国”。在号召复课和提前放假的全体师生会议上，胡适自告奋勇上台讲话，学生在下面发出阵阵嘘声轰他下台，许多学生描述他当时的动作是“两手拽着挂在脖子上的长围巾的两端，一面说，一面舞”。20年前红透高校的超级偶像，此时已是“进步青年”憎恶的对象。不仅胡适，“五四健将”罗家伦、傅斯年也是坚定反对学潮的“保守”教授。“一二·九”一代在运动中打着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但“五四”一代已被他们抛在身后甚至唾弃了。

    外界历来认为北大以“五四”为光荣传统，盛赞蔡元培开兼容并包之风气，但蔡元培恰在“五四”之后一度辞去校长之职。他说：“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受蔡元培之托接过了代理校长之职。他自述：“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如果“一二·九”又把学术中心变成运动漩涡，是他绝不愿看到的。

    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

    北平学潮震动南京，蒋介石宣布于1936年1月16日召全国学校领导和学生代表“晋京聆训”，听取学生意见，告知政府处境和对日政策。北平学联认为“聆训”会使学潮平息，应该阻止这一活动，并决定按照中共北平市委指示，派学生南下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与工农结合，扩大学运影响。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进行投票，结果出乎学联领导人的意料，大部分学生赞成去南京“聆训”。执行主席郭明秋情急之下宣布休会，与黄敬等商量对策。会议再开始时，改变投票规则，不按人头而按一校一票重新表决，结果赞成南下宣传者占多数，决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