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一代：那些勇猛而忧伤的年轻人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兵分四路出发，清华男生组成了一个自行车队，副队长是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多年后钱伟长还对人津津乐道，他和夫人孔祥瑛是“一二·九”做的媒，他们是12月9日在街头游行时认识的。

    南下宣传队的主要宣传方法是唱歌和演剧。对今天的年轻人提起“一二·九”，他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大合唱。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高校组织纪念“一二·九”的歌咏活动，逐渐成为传统，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大学中学都会在12月9日这天组织合唱比赛。“一二·九”的确与大合唱渊源很深。“一二·九”爆发之际，正值救亡歌咏运动发展至高潮，歌咏和“一二·九”互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救亡歌咏运动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为重整文化宣传阵地，中共地下党联合进步人士，发起了一系列左翼文艺组织和运动，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电影小组。音乐方面，聂耳、贺绿汀、任光、安娥、吕骥、冼星海等人创作了大量通俗的革命和救亡歌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大路歌》等即诞生于此时，至今还在传唱。这些歌曲大多先是作为电影配乐，借助银幕、广播传播，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充满爱国热情，很快流行开来。左翼音乐工作者从1935年开始发起救亡歌咏运动，深入群众组织歌咏团，更使这些歌曲红遍全国，几乎人人会唱，尤其是青年学生歌不离口，每逢聚会、集体活动，都会自发大合唱。

    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执掌清华门旗的赵俪生晚年回忆“一二·九”时写道：“一定得提到‘歌’。真是歌之力量大矣哉！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以我来说，朋友们一致说我是身上连一粒音乐细胞都没有的人，但所有这些救亡歌曲我都会唱，而且五六十年后，有时仍可引吭高歌，足见其时代魅力之大。另一首歌，其中有三句云：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了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巨大的力量……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常说，抗战是唱歌唱出来的；又说，抗战胜利是救亡歌曲的果实。这些话听起来‘玄’，但其中的意思没有错。”

    唱什么歌是很有讲究的，南下宣传团就因为对唱歌意见不统一发生了分裂。学生们在农村反复唱两首歌：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时事打牙牌歌》和苏联的《工人歌》，其中有一些宣传共产革命的歌词，如“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等。这些歌词农民听不懂，燕京大学一支小分队提出，“赤化”宣传跟抗日有什么关系，不要再唱。左翼同学与之发生激烈争论，从国际形势辩到世界观价值观，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燕京小分队决定退出宣传团返校，黄华给他们送行送了十余里，和平分手。燕京新闻系的陈翰伯后来反思，现在看来当时唱这些歌确实不妥当，属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残余。两个月后的“三三一”游行因为唱《国际歌》，又引发许多学生当场站起来退席，说此歌与抗日无关。

    左右派学生的文斗武斗

    1936年2月，各校相继开学。清华开学后拟补考去年底因学生运动而耽误的期末考试，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黄诚率“救国会”在教授楼下高呼免考口号，张奚若、俞平伯、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等60余名教授愤而辞职。此事激怒了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何炳棣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组成“护校会”，通电全国各机关和学校，要求严惩“救国会”，还到北平地方法院控告黄诚、钱伟长等12人。“护校团”被“救国会”骂为国民党特务学生，何炳棣辩解说，“护校团”百余人，仅六七人为国民党同学，其余大部分是东北流亡同学，他们千辛万苦考入清华继续学业，渴望用功读书，反对闹事。

    1936年3月中下旬又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起因是学运中被捕的十七中学学生郭清病死狱中，学联党团开大会追悼郭清，一些学生抬着一口空棺材上街游行示威，结果被逮捕50余人。一些中学发生殴打“反动校长”事件；各校内讧严重，进步学生与保守学生大打出手；1936年初被校方派往南京受蒋介石接见的学生代表回校后受到学联打击排斥，甚至宿舍被捣毁，行李物品都被扔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