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祥：他的名字与1052名开国将帅连在一起
父亲不曾走远
■ 范西峰
父亲离开我已整整23年了。自父亲过世，每年清明节的当天，我总会在被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的父亲骨灰盒前静立良久，在默默的哀悼与思念中，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父亲范忠祥的名字总是和1955年9月被授予开国将帅的1052名战将们连在一起。父亲是湖北洪湖地区人，1927年1月参加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运动。1932年5月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从湘西转战到洪湖地区时，父亲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带领60多名乡赤卫队员参加了红三军八师二十四团。
入伍后，父亲因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故仅仅3年多时间，就从战士干到团政治委员。长征途中，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政委黄文榜牺牲，时任红二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父亲，临危受命接任该团政委，历尽千辛万苦，走过雪山草地，终于抵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父亲出身贫寒，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正直、刚毅、忠厚，能吃苦，能打硬仗。然而，他生前却很少讲那些在残酷战争中的经历以及多次负战伤的情况。后来，我在撰写一篇悼念文章时，采访了父亲红军时期交往最多的两位老领导，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廖汉生副委员长、后勤学院杨秀山院长，还是他们讲了我父亲的许多往事：1934年2月，在湖南龙山县茨岩塘的战斗中，父亲负了重伤，左肩及背上神经被子弹打穿。当时，红军缺医少药，每天还要行军打仗，重伤员一般都是给两块银元，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由于部队流动性大，谁都知道离开了红军，很有可能找不到部队而脱离革命。当组织上要安置他时，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要银元，我要革命，就是爬，也要跟着队伍。”一连3个多月，部队每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父亲拄着个棍子，硬是咬着牙跟着部队行动。他伤口化脓生了蛆，路过有水的地方，就把蛆洗掉继续走。父亲左肩上的残疾，就是这次战斗落下来的，建国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父亲这种顽强的毅力和精神，在红军部队中传为佳话，同时对我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人民军队革命传统教育。
父亲为人非常正派，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子女的进步升迁谋利。记得1985年5月全军精简整编期间，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当时在福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8年、职务已到副团职的我，面临大军区撤并、个人去留未定的考验。我多次打电话给父亲，希望父亲与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在延安中央党校住一个窑洞3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向守志叔叔说一声，安排我到野战部队任职。父亲听后不仅没同意，反而多次叮嘱我：“你也是入伍10多年的老兵了，是走是留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很较真儿的人，从来不干为孩子的工作及进步找老战友老部下帮忙的事。
1987年初，父亲开始撰写回忆录，每逢星期天我都要赶回家给父亲录音并记录。一次，在讲到1935年3月父亲所在的红十八团配合主力在中堡地区歼灭国民党41师并生俘敌总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的战斗经过时，他突然很兴奋地告诉我，“我跟你们总政余秋里主任是老战友啊，余在这次战斗中腿部受伤，还是我带人抬担架把他送到军团卫生部的。之后，我接任了十八团政委。几个月后我也在战斗中负重伤，又是余秋里回来接替我继续任十八团政委。”
后来，我随父亲看望余秋里主任。余主任非常高兴，两位老战友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父亲始终没有向余秋里主任介绍我是谁。我在总政宣传部任职期间，父亲与前后几任总政领导都熟悉，但父亲一直提醒我，绝对不允许利用个人关系办事，有事可以向直接领导汇报，按组织程序办事。现在回想一下，父亲他们那一辈人，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信念如磐，风清气正，不谋私利，不仅自己言行一致，而且也教育自己的子女们传承这些传统。这就是父亲作为一名老军人的政治本色，也是我们做子女的要永远继承的。
建国后，父亲于1950年底调任东北锦西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员（正军职），后到北京军区炮兵先后任司令员、政委，再到1981年7月按正兵团职离职休养，在正军职岗位上干了31年。有担任要职的领导劝他向军委反映一下，父亲很坦然地说：“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我当年带的60多名参加红军的赤卫队员，只活了两个人。想想他们，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父亲的为人，对家属、子女的教育及严格要求，在北炮是出了名的。父亲常说，家风不是小事，家风作为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精神财富。父亲的6个子女，都是普通的公务员和现役军人，子女中没有一个闹家庭不和离婚的，没有一个违反国家法律法令和组织纪律受过处分的，也没有一个是靠父亲的关照取得进步的。父亲诞辰100周年时，他红军时期的老战友、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将军专门为他写了一段话：“怀念范忠祥同志，战争年代不惜生命贵，和平年代视金如粪土！”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岁月如梭，斯人已去。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1993年3月1日13时30分，82岁的父亲在家人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溘然长逝，走完了他为党、为人民军队奋斗的一生。那天正好是我在医院值班。主管医生告诉我，父亲逝于心肺病，关键是肺部残留几十年的弹片造成的。
父亲肺中残留的弹片我们都知道。1935年7月，父亲在攻打招头寨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伤，生命垂危，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有3块小弹片无法从肺部取出。这些弹片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乃至60多年的戎马生涯。遵照父亲的生前交代，我们在父亲火化时请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帮助找到了这三块弹片。父亲一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留下了最值得我们永远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