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共产党人以生命诠释“永不叛党”

　　在王耀武撰写的《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当年与胡天桃那场令他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的谈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我认为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而牺牲！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继胡天桃后，方志敏、刘畴西也相继被俘。当衣衫褴褛、冻得发抖的老同学刘畴西被带到身穿将军制服、烤着炭火的俞济时面前时，这位胜利者骄傲得连句寒暄客套话都没有，就挥挥手令卫兵押走了刘畴西。

　　蒋介石自然没有忘记刘畴西，特别嘱咐曾任黄埔教官的北路“剿匪”总司令顾祝同，一定要将其争取过来。于是，顾祝同亲自来了3次。

　　面对死亡和友情、爵禄，刘畴西不为之所动，坚贞不屈，并鼓励狱中难友：“脖子伸硬些，挨它一刀，临难无苟免！”

　　就这样，刘畴西、胡天桃等人，先后被敌人杀害于南昌。他们笃信共产主义，至死不渝。

　　有道是：世事无常。历史给王耀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48年，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的王耀武成了共产党的俘虏。据说，他带副官乔装逃出济南城后，在寿光县境内上厕所时，因用高级卫生纸而被当地警惕性颇高的民兵发现并抓获。1959年12月4日，王耀武作为首批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新的生活。直到那时，他才明白：谁是真正的失败者。

　　■出于对解放全人类、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仰，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浇灌理想信念之花。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

　　一死以赴为信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任泰兴县教育局长的巫恒通为民众的抗日热情所感染，决心投笔从戎，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巫恒通得知同学管文蔚已加入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立即前去投奔。在管文蔚处，他与陈毅相会，畅谈抗战大计，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路。

　　巫恒通重回家乡后，与胞兄巫全仁联络亲友，筹集20余人枪，锄奸匪，保家乡，深受百姓欢迎。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队伍很快扩编为“句容县东北区民众抗敌自卫团”，巫恒通任团长。

　　1939年夏，巫恒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胜感慨地说：“书生从军，要努力学会带兵打仗。我早年梦想教育救国，逐步改良，但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使我完全失望。我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如今我找到了共产党，要重新开始生活，弥补过去虚度之年华。”

　　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自卫团编入新四军序列，改编为新3团，巫恒通任团长，转战于茅山一带，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逐步成长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1940年夏，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3团留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皖南事变后，日伪军反复“扫荡”茅山抗日根据地，新3团与敌重兵苦苦周旋，减员严重。在这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巫恒通出生入死，身先士卒，顽强奋战。他的兄长、嫂子、弟弟相继壮烈牺牲。

　　巫恒通万分悲痛，慷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有敌人在，房屋被毁，人被杀，这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全生命财产。现在什么是我所有的呢？我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我应有的，而且是我应尽的天职。”

　　1941年春，巫恒通调任苏南第5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边恢复抗日根据地边开展民主政权建设。敌人将巫恒通年仅11岁的幼子巫健柏作为人质捕至句容城内，妄图以此要挟。但巫恒通不为所动，誓死抗战到底，斗志愈坚。

　　9月6日，巫恒通与县机关少数随行人员驻句容二区中心乡大坝上。因通信员陶发根被捕叛变，驻地遭到日伪军袭击。巫恒通率众突围，不幸受伤被捕，被关押在句容宪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