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世界盛名的“中国通”眼中的共产党

70年代，费正清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演讲。

    2 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费正清前3次在华期间，主要和国民党打交道，虽然与共产党的接触不多，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费正清接触最多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第二次来华期间，他开始了与周恩来的交往，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南方局书记。费正清结识周恩来的过程有些曲折：先是通过自己在哈佛的学生、《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牵线搭桥，认识《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又通过杨刚认识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英语超级棒的龚澎，然后又通过龚澎才认识了周恩来。

    费正清见过不少中国人，可以说阅人无数，练就了识人的本领。他这样回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位长着浓眉而英姿勃发的代表民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见的才智和天赋以及当机立断的才能。”他还仔细观察了周公馆，发现臭虫或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甚至雨水会打湿床铺，但“虔诚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将这个沉睡的国家唤醒。”

    费正清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是抗战胜利初期。由于重庆谈判比较顺利，周恩来打算设宴感谢居间协调的美国人，费正清从中推动出过力，自然在受邀之列。1946年1月上旬，答谢宴安排在当地的胜利酒店，摆了两桌。费正清的回忆现场感十足：“周恩来坐在一桌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坐在另一桌。他们两人精力充沛，神采焕发。周恩来带头唱歌，我们大家随即跟着合唱，叶剑英用筷子敲打着桌子和玻璃杯来打拍子。他们唱的是延安的歌曲。”共产党人唱完，轮到美国人唱，他们也想找一首“雄壮而生气勃勃”的歌，却发现美国当时的流行歌曲总是甜滋滋、软绵绵或者充满感伤，最后只得选择南北战争时期的一首歌。显然，费正清看到的周恩来，其实代表了充满自信的共产党。26年后，当费正清应邀来华与周恩来见面时，两人叙旧，对此事都记忆犹新。周恩来还笑言：“我想我不会唱得太多吧！”

    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已经是26年之后。1972年，费正清受周恩来邀请，率一批历史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这样描述近距离观察到的周恩来：“一双威严的光芒四射的眼睛”“他那乐观愉快的外表遮盖了久经磨练的坚强如刚的性格。”

    费正清接触的第二位中共领导人是一名高级将领——聂荣臻。费正清几度来华，但基本在国统区活动，惟一一次进入“红区”是1946年。这年6月4日，费正清以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从北平乘飞机抵达张家口，在那里待了一周。他见到了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并作了演讲。他对张家口的印象是：“中共干部中，最活跃的成员是美国主办的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利用其受到的现代教育，为改造中国人民的生活而努力”“永远是真挚地努力于他们同胞的福利与复兴的。”正是这次对解放区进行访问之后一个月，费正清作出了著名的预测——共产党将战胜并取代国民党。其实，费正清还想去延安看看，但“始终无法凭空想出奔赴延安游览的适当理由”。

    费正清接触的第三位中共领导人，是邓小平。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费正清受邀出席总统卡特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作陪。而且，他被安排在主桌，与卡特和邓小平一桌。30年来，费正清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感到十分欣慰，能出席这个晚宴也特别荣幸，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大的荣誉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峻的考验，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了自信。

    有趣的是，费正清为了与邓小平有共同话题，特地打电话向哈佛的中国学者询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文原文是什么。吃饭时聊天，费正清与邓小平问起对方年龄。当费正清得知邓小平比自己大两岁（74岁）时，感叹道：“你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邓小平幽默地回应：“显然，你用脑过度了。”

    3 预测中共获胜的理由

    费正清与中共接触不算多。然而，恰恰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他能够摆脱感情的干扰，理性而客观地观察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前途，预测中共的未来。

    30年代首次来华的4年间，费正清“从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寄予厚望”，也并不看好共产党。1934年10月，他写信给史沫特莱，明确表示共产党没有未来。信中写道：“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因为，这里没有人能够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

    差不多10年过去了，费正清对中共的看法，没有多大改变。1942年10月，费正清到了重庆，对局势作出如下预测：“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摧毁。”但他又认为，美国与国共两党都应该交往，而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在一份题为《中国的政策》的备忘录中写道：“从长远观点看，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它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那就是促使共产党人完全投入俄国的怀抱。”

    1943年下半年，在抗战中的中国待了1年后的费正清，对国共两党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在8月的笔记中，他写道：“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1943年，我看到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全失。”

    对国民党不断失望的同时，费正清对共产党也逐渐扭转了成见。以前，他认为中共不过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开的“分公司”，甚至是傀儡。现在，他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中共有相当的独立性，是中国国内形势催生的，不是一定要靠“母体”才能活下来。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是“内生的”，中共根深蒂固，“绝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

    等到费正清在抗战胜利后第三次来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他对共产党有了更新的认识。1946年9月，费正清在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中国的机会》的文章。他指出，中共的立党之基是“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而且，每名党员都把“为群众服务和忠于党”作为自己的信条，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使中共领导人具有指导政府的信心，而共产党政权得到民众的默认。”因此，他认为不管美国“给蒋介石多少飞机和坦克，都无法把共产主义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抹掉”，并建议美国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与共产党达成谅解，否则美国“会被一场群众运动逐出亚洲”。

    但在内心深处，费正清和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并不支持中共，而只是希望中共作为反对党，对国民党进行制衡。但他依然得出结论：“（国民党）必将失去政权。”费正清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来自中国心脏的挑战》的文章。文章写道：“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因此，他认为：“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中国最终可能选择后者，尽管我们支持的是前者。”

    台湾学者余英时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共事20多年，对费正清非常了解，他指出：“费正清自1943年以后便深信中共体现了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志。”美国与中国的国情和政体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个政党要干下去，必须得到老百姓支持。在美国，民众用“手”投票；然而在中国，老百姓用“脚”投票，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

    费正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作出上述预测，不料却为自己带来一堆麻烦。国民党政权自己不争气败退台湾，居然把气撒到费正清头上。台湾当局竟向美国情报口谎称，说有人在共产党的花名册上看到过费正清的名字。美国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态度，限制费正清出境，并指责他出卖盟友，同情共产党，帮助散播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响。

    其实，美国误解费正清了。他们似乎忘记了，费正清是美国人，他所有的建议都站在一个始终不变的立场上——维护美国利益。

    从1966年起，费正清就在探讨美中关系的前景，寻找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一次偶然的机会，费正清跟后来成为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在飞机上邂逅。费正清向基辛格介绍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并很艺术地向基辛格暗示，美国总统应主动向毛泽东示好。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绕着弯说，毛泽东是能够接见任何外国元首访华的，尽管他自己几乎不出国访问，但美国总统却能轻而易举地出访世界各地。”尼克松访华后，基辛格与费正清再聚，特别谈到两人过去的那次谈话。基辛格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回望中国历史，费正清曾这样赞叹：“历史上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将亿万中国人民团结成一个政治单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团结，是现代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有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