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军透视：美军改革启示录

    5月27日，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2016毕业典礼举行。共有1076名男女学员参加毕业仪式，他们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授予海军徽章或二等海军上尉军衔。 视觉中国供图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长期保持全球军事存在的国家，这不仅源于美国建立了谋求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更有赖于其为适应不断拓展的军事需求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这些改革，才确保美军能够长期引领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并同其他国家保持着一个或几个时代的差距。

    二战后，美军大致经历了4次大的军事改革。上世纪40年代中期，美军依据二战教训，同时为适应打核战争的要求，对作战理论、指挥体制等进行调整，拉开了系列军事改革的序幕；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反思，美军启动了适应“高技术”战争的军事改革，创新作战理论、压缩编制规模；海湾战争后，美军以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为牵引，掀起了更为深刻的“新军事变革”；进入21世纪，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结束，美军又提出向“信息化”全面转型的建设目标，军队的编制结构、武器装备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美国正致力于新一轮的军事改革，力求将美军打造成为“全能、一体”的军队，继续领跑世界军事“田径场”。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美军参联会前副主席威廉·欧文斯曾指出：“军事改革与其说是一场新技术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通过创新作战理论，充分利用新技术的革命。”作为世界上军事理论最丰富、最具前瞻性的军队，美军始终将作战理论作为军事改革的先导和重要内容，要求军事改革必须建立在先进理论基础之上，避免军事改革的盲目性。

    二战结束后，美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可以用“井喷”来形容,各种新概念、新观点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美军加大了创新的力度，相继提出“全频谱作战”“网络空间作战”“空海一体战”“全球一体化作战”等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战争实践，更推动了美军的全面转型，从而形成了一套创新——论证——检验——再创新，当前和长远规划相结合的理论发展机制。

    美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来不是毫无来由，也不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而是基于对未来战争形态超前判断的产物。美军认为，战争的突发性强，如果军事理论没有一定的超前性，将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而且在美军的眼里从来没有“和平时期”的概念，他们的头脑中只有“战争时期”和“准备战争时期”，美军也因此成为一支充满 “危机意识”的军队。这种“危机意识”对军事理论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美军在军事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应用一代、论证一代，同时研究下一代的方法，美军参联会1996年提出《2010年联合构想》、2000年提出《2020年联合构想》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强调军事理论创新的超前性，美军还重视利用已有的资源，通过将现有的军事理论进行整合，实现“推陈出新”的目的。美军近年来提出的众多新理论、新概念中，有相当一大部分都带有明显的“遗传”痕迹。如1997年海军提出的“网络中心战”就是对美军此前“基于效果作战”“并行作战”“全频谱作战”等诸多理论的高度融合。而随后提出的“行动中心战”概念更是脱胎于“网络中心战”。2015年美军提出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作战概念则是对“空海一体战”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同时，对战争教训进行深刻的总结，也极大促进了美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长期以来，在美军中“热议”最多的并不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些所谓 “完胜”的战争，而是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些令美军“精疲力竭”的战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军从未停止过对越南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至今仍将其作为院校作战理论研究的一门必修课程。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各参战部队均向总部递交了行动报告。这些报告最大的特点是对取得的成绩一带而过，而对作战中暴露出的战术、指挥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美军还将这些报告放在网上，供全体官兵学习和查阅。这种正视问题、不怕揭丑的总结方式，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从根本上确保了美军每打一仗，军事理论就会前进一大步。

    此外，美军还十分注重发挥各种民间研究机构“集思广益”和各种实验室的检验评估作用。美国拥有众多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民间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数都与美国防部和各军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是美军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还建立了一批作战模拟实验室，拥有数以千计的模拟模型，能够通过多种分析手段，对新的作战理论进行模拟和仿真实验，为军方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美军认为，军事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要理顺指挥体制，消除制约军队发展的机构性和机制性矛盾。为此，美军将指挥体制作为军事改革的核心内容，并采取了循序渐进、逐步突破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以来军队存在的日常管理与作战指挥权责不明、指挥机构臃肿、各军种联合不力等问题，建立了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军就开始了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尝试，经过若干次的改革，但始终无法发挥效能，这致使美军在一系列的战争和军事行动中受挫。越南战争中，美空、海军因难以实施联合作战，受到了广泛的批评；1980年伊朗营救人质行动惨遭失败，更是将美军推向了风口浪尖；1983年，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原本是一次联合作战行动，但由于各军种在联合执行任务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在格林纳达岛中部画出一条分界线，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负责一半。在行动中，各军种因相互缺乏配合，造成了100余人的伤亡。

    一连串的失败教训引发美军高层的深刻反思，他们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指挥体制的不完善。他们认为：“体制的问题，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彻底解决。”鉴于此，美国于1986年10月颁布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从制度上对美军的指挥体制进行规范。这一法案也因此被认为是“二战以来美国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国防立法”，成为美军由单一军种作战走向联合作战的“分水岭”。

    按照该项法案的要求，美军首先从国家领导体制入手，理顺了军队“养兵”和“用兵”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军政、军令两种相对分立的指挥系统，形成了由总统和国防部长到各军种部→各战区军种司令部→建制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链路，以及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战区联合司令部或职能司令部→作战部队的作战指挥链路。

    在局部战争中，总统和国防部长首先通过参联会将命令下达给联合作战司令部，联合作战司令部根据任务提出兵力需求，再由参联会指示各军种部确定哪些部队参战，部队到达作战地域后，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将对所辖各军种部队和其他配属及支援力量进行联合编组，并实施统一的指挥。

    在美军的这一指挥体制中，部队平时的管理和战时的指挥分属不同的职能机构。为确保联合作战指挥的高效性，解决政令分离后部队作战执行力的问题，美军还配套建立了严格的运行保障机制，规定陆、海、空各军种部只能负责本军种部队的建设问题，无权指挥部队作战，联合作战的指挥由战区联合司令部专职实施。此外，美军还规定部队到达战区后，要高度服从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指挥。战后，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要向参联会递交各参战部队详细的行动报告，对部队的作战情况、指挥官的指挥能力进行客观地评价，并据此作为军官提升任免的重要依据。

    美军实行军政、军令相分离的指挥体制，正是考虑到了军队“养兵”和“用兵”两者间的不同特点和内在要求，通过将作战指挥权集中统一，将指挥机关职能单一化，避免了两个系统因职能重叠从而导致效能的降低，有利于提升联合作战的指挥效率。

    通过改革，美军的指挥体制虽已基本定型，并趋于制度化，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体制始终一成不变。美军规定，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评估，看其运作是否适应当前面临的安全挑战、技术的发展以及战略调整的需求，以此来决定哪些机构应该保留或扩充、哪些机构应该被裁撤或合并。美军近十几年来的一系列改革动作，如把航天司令部并入战略司令部；建立北方、非洲司令部；撤销联合部队司令部都是两年一次评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