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好颠覆性技术比创新技术更重要

    信息化时代，技术决定战术，决定战法训法，甚至决定战争胜负。但技术离不开应用，有了颠覆性技术，并不一定能扭转战场乾坤，产生颠覆性效果。只有具备科学预见，实施颠覆性应用，也就是让颠覆性技术转化为武器装备、具体战法、科学编成，才能实现科技制胜。

    宋朝科技极为发达，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这一时期发明或得以改进的。但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思维滞后、眼界狭隘，错失了把科技生产力转化为军事竞争力的良机，最终出现了“靖康之耻”，还有令人扼腕叹息的“崖山之劫”。鲁迅先生对此痛心疾首：“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中国人向来重“道”轻“器”。殊不知，从工业革命到信息化时代，“道”往往是由“器”来产生、来主导。“备用不便，则力不壮。”中国近代史上，那些用大刀对抗侵略者洋枪洋炮的悲剧，也是不重视“器”的结果。

    我们常说，科技改变未来。这种改变往往从“器”开始，由科技产生理论，理论再推动科技，从而改变世界。

    科技实力决定着军事实力的对比变化。在军事领域，科技转化为战斗力，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从颠覆性技术，到颠覆性应用，再到颠覆性效果，中间有一大片“处女地”。谁敢于创新、勇于超越，谁就能实现独创独用，拥有独特优势。谁思想保守、故步自封、沉湎过往，就会失之交臂，甚至把已有的创新成果拱手相让，为他人所用。

    1915年，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当时，这一颠覆性技术，并没有引起英军那些创新意识迟钝的军事将领们的注意。一战时的英军司令黑格元帅甚至说：“坦克仅仅是人和马匹的辅助工具而已。”由于当时英国高级司令部的统帅只从对付堑壕和机关枪的角度去认识和使用坦克，从而降低了坦克的战略价值，进而推迟了以突击速度为主要标志的一场军事革命。这也为二战中德国以“闪击战”达成战略目的埋下伏笔。

    是谁让坦克这一颠覆性技术得以应用？是德国的古德里安。他把坦克、飞机、人有效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法——“闪击战”。二战中法西斯德军运用“闪击战”，“在27天之内侵占了波兰，1天之内征服了丹麦，23天之内攻陷了挪威，5天之内侵入了荷兰……在8个月时间内，德军横扫欧洲大陆”。

    这就是颠覆性技术应用后达到的效果。对这一结果，被德军打得几近投降的英军，不知有何感想？

    不仅如此，英国人首先制造了潜艇，但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在二战中，结合这一技术创新了“狼群”战法，使“盟国海上生命线一度几乎窒息”；德国人首先制造了导弹，但美国人采用精确打击战术，使导弹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显示出强大威力。

    看来，应用好颠覆性技术远远比颠覆性技术本身重要。

    戴高乐将军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胜利者应当摒弃“曾给他们带来光荣但已陈旧过时的观点”。可以说，禁锢思想比禁闭军工厂更危险。要想实现科技制胜，拥有技术还远远不够，还得让技术在应用中发挥强大效能。技术不在战场实践中走在前列，也仅仅是技术而已。

    从海湾战争以来的几场局部战争看，其本质就是新旧两种战争观念、新旧两种技术应用的较量。我们称之为“非对称战争”。所谓“非对称”，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应用上的不对称，“一方用的是坦克，另一方是骑兵；一方是导弹炮弹，一方是大刀长矛”。这样的战争，结局早已判定。

    天下纷扰，必合于律吕。现代战争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军事技术应用体制的较量。如果说颠覆性技术是引发军事变革的起点，那么保障颠覆性技术运用的体制机制则是军事变革的终点。通常来说，在一场全面的军事革命中，最先变化的是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其后完成的是军事理论，最后完成的是军事组织体制。当军事体制实现了革命性变革，一场军事变革才算最终完成。因此，开创我军科技兴军新局面，打造有利于先进技术应用的体制机制、力量编成十分重要。

    “器械不精，不可言兵。”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因为，“暴力的性质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战争改变历史，科技重塑战争。今天，新技术产生新战术、新战法，不断刷新着战争形态，变换着战争模式。对我军来说，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术，运用新技术，不断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创造出敌无我有的新战法，制造出让敌胆寒的“杀手锏”，真正为强军兴军插上科技翅膀，才能及时抢占未来战争新高地，真正实现科技制胜，做到无往不胜。（桑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