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十年憾事，没能圆了汶川男孩从军梦

    黄书波在都江堰采访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黄书波）汶川地震翌日，我随原济南军区抗震救灾前指，抵达都江堰市，直到两个多月后救灾部队撤离才离开灾区，熬成了汶川灾区资历最“老”的新华社记者之一。

    70多天抗震救灾报道中，既有参与救援看到受伤群众与家人相拥而泣的欣慰，又有目击官兵千难万苦救出受灾群众却不治而死的不甘；既经历了与同事李宣良徒步从都江堰进入映秀的危险，又见证了同事张汨汨在青川大山里把运动鞋脱给灾区小女孩的坚毅，还目睹了同事张玉清病倒在抗震救灾一线而紧急抢救的惊魂……但3000多个日日夜夜过后，回想汶川，有个男孩始终在脑海里萦绕，伴随的是挥之不去的遗憾。

    那是一个傍晚，我正在映秀采访某集团军副政委，从他接到的一个电话中获悉“有群众在某山顶附近发现了疑似失事直升机的残骸”，当即我跟随副政委驱车前往。

    汽车在仅容小车通过的盘山小道上颠簸四五十分钟后，来到大山脚下的一处受灾群众安置点。此时，夜幕降临，抬头望去，大山轮廓与夜幕正在融为一体，但寻找战友的任务，让我们一行七八名军人没有犹豫，扎进了无边的黑夜中。

    黑夜，并没有给我黑色的眼睛。不知过了多久，左肩斜挎海事卫星、右肩斜挎笔记本电脑、胸前挂着照相机的我掉队了，手电照不到前面的战友，呼喊又没有回应。

    “叔叔，是受伤了吗？”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返回的时候，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调整手电方向，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向我快步走来。

    “找不到路了。”我尴尬地解释。

    男孩说，他知道大人们说的地方在哪里，从我们开始上山后，他就一直远远地跟着。

    望着黝黑的脸庞上还沾着泥的男孩，我问，“还有多远？”男孩回答，不远了，也就三四个小时。当时，男孩并不知道“三四个小时”带给我的犹豫：是和他一起寻找？还是返回等消息？但男孩坚毅的目光，让我抛弃了转身的想法。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走着，爬着，来回晃荡的海事卫星、电脑、照相机让我步履蹒跚。

    “叔叔，我帮忙背个包吧！东西太多，走路不方便。”男孩回过头来，用了尽量考虑我感受的语气说。

    但，不管是作为记者还是军人的尊严，都让我毫不犹豫拒绝了。

    “叔叔，你身上的包晃来晃去，走路不方便。要不这样，我找根藤把包绑在你身上，这样好走路。”男孩没有放弃。

    好办法让我没有理由拒绝。但男孩在用树藤给我绑了照相机、海事卫星后，顺势把电脑包绑在了自己身上，边往前跑边说：“进村入户的解放军叔叔说，大灾大难前要共渡难关。”

    继续前进。在手电光能看到山顶树木的地方休息时，男孩再一次感动了我。

    我从海事卫星包里，掏出压缩饼干和男孩分享，男孩爽快地接受了。但随后，他就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叔叔，你一路没喝水，这是村里发给我的，你喝吧！”说实话，因为出发匆忙，我没有带水，的确非常渴，感觉喉咙都要冒烟了。然而，要接过这瓶水，我却怎么也伸不出手。    

    黄书波在映秀采访

    “叔叔，要是你不喝的话，这个我也不要了。”男孩把已经撕开包装的饼干递了回来。

    或许，固执在大多数时候是个贬义词，但男孩的固执，却让我眼角湿润。我相信，面前的不再是男孩，而是灾难过后成长起来的有主见有担当的男人。男人之间，过度的矜持会伤害真挚的感情。于是，你一口，我一口，就着一瓶矿泉水，我们共享晚餐。

    后来的寻找，无功而返。印象深刻的是，与上山相比，从山的另一面下来的路途无比神速。只要不太陡，我们就坐在路上，一路滑降下去……

    到了公路边，手机有了信号，我一看，已过了零点。分别时，我把包里攒的所有能吃的，一股脑儿给了男孩。男孩爽快地接受了，却提了个请求：“叔叔，长大了我也要当兵，你能帮我吗？”

    我知道这样的承诺是违反纪律的，但那时我没有犹豫：“当然可以。记住，今天上山搜寻的军人来自‘铁军’部队，到时候你找他们，我一定帮你达成心愿。”

    英雄的部队，需要英雄的传人。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有着秋收起义团、叶挺独立团和刘老庄连光荣传承的“铁军”，不会拒绝一名勇敢而又有担当的热血男儿。

    但，遗憾的是，匆忙分别时留下的记有男孩名字的纸条在灾区的辗转中不知所踪，而我留给男孩名片后，至今也没有接到那个期待的电话。

    这件事，让我遗憾了十年。每当手机上显示来自四川的陌生电话时，我的心里都有着莫名的悸动。我不知道，男孩有没有实现当兵的心愿，现在过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