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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总师的“超值人生”

2019年05月24日 11:49:44 来源: 解放军报

    照片提供:崔功荣

    东方渐露鱼肚白,都市街道热闹喧嚣,这是北京早晨6点的景象。学生、上班族、晨练老人,构成都市一道充满活力的风景线。

    史仁杰也是晨练老人中的一员。置身于人群中,你很难分辨出他和别的老人有什么区别。花白的头发、零星的老人斑、干裂的嘴唇……谁能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多次为神舟飞船保驾护航的“回收一号”雷达总设计师。

    今年80岁的史仁杰已经退了休,还坚持着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早晨6点起床,锻炼半小时,再学习1小时,然后开始工作。正是这种严于律己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让他拥有了一个超值的人生。

    人物小传:史仁杰,航天科工集团某研究所“回收一号”雷达总设计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人一生的价值大小,在于为祖国做了多少贡献”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出生在贫穷佃户家的孩子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雷达专家?答案写在他不凡的人生经历中——

    史仁杰在航天领域取得了多项成就,主持研制的“回收一号”雷达多次为神舟飞船保驾护航,因此他获得了数不胜数的荣誉。

    在史仁杰的工作生涯中,他一直铭记第一个荣誉。刚入职不久,史仁杰被选派出国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光荣入伍。在学习之余,史仁杰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共108页。“我学的是俄语,当时看了10大本俄文笔记。”史仁杰比画了下高度,大概有4本《牛津词典》摞起来那么厚,“参考了54本书,108篇文献。”

    这篇文章完成后,史仁杰荣立三等功。这是他的第一个荣誉,是组织对他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激励。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激励着我们风雨无阻、砥砺前行。”史仁杰说。

    生于新时代的我们很难体会到,新中国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对史仁杰来说,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沉重。

    史仁杰生于一个贫穷的佃户家庭,每到年关地主来收债,他都会被母亲抱在怀里,跑到山里躲债。呼呼的风声、地主狗腿子的吆喝声、母亲无助的哭泣声,成为他幼时的记忆。贫穷,让史仁杰差点因为交不起一斗米的学费而退学。以至于后来,史仁杰看《白毛女》时,总会回忆起儿时的家境艰难,看一次哭一次。

    溧阳解放的那一天,史仁杰记忆深刻。1949年4月25日,天有些阴,细雨蒙蒙像一层纱笼罩着田野。史仁杰的二哥带着他去迎接解放军。

    随着溧阳解放,地主被打倒,他家分到了十几亩地,父母欣喜不已,晚上在油灯下一遍遍地翻看土地证。

    新中国成立,让穷苦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共产党人的信仰,在他心中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走进军工战线的他誓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中国雷达事业奉献一生。”

    事实上他做到了。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人,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雷达事业。

    “干工作不是一件苦事难事。”史仁杰始终这样认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干事业干出成果,这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他常说:“人一生的价值大小,在于为祖国做了多少贡献。我干了不少事,我的人生也算超值了。”

    凭着不放弃、不服输的劲头,从中专生一路成长为雷达总师

    1958年,航天科工集团某研究所成立。不久,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科技人才。当时,史仁杰学的是比较“稀罕”的雷达专业,中专毕业后,他很幸运地来到了这个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只有0.4%的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也就是说,大概1000个人中,只有4个人上过大学。

    如果是在老家溧阳,拥有中专学历的史仁杰可以说是“香饽饽”。但是在这个群英荟萃的研究所,史仁杰没有任何优势。

    “当时我是所里学历最低的。”史仁杰回忆说,后来当上研究员、总师,是同事支持帮助和自己努力奋斗出来的结果。

    史仁杰给自己定下每天学习5小时的计划,他严格按计划执行。这一执行,就是一辈子。

    史仁杰学历不高,组织给予了他很多帮助与支持。刚到所里不久,组织便交给史仁杰一项全新的科研任务。这令他既感动,也感到“压力山大”。

    根据任务需要,他被派出国学习,学的是最新的设备技术,史仁杰格外珍惜这次机会。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知识,一边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一边熟悉设备使用。“后来,我对设备再熟悉不过,闭着眼睛都能操作。”

    史仁杰的工作方式是想到一个好点子,便马上找资料。久而久之,他便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那时候的检索方式不像现在这么便捷,没有电脑检索,只能人工查找。史仁杰就靠着图书馆的检索手册,查阅相关资料。

    几个月后,史仁杰发现“总是依靠图书馆的检索手册,既费时又费力。”一来二去,史仁杰萌生一个念头:整理一本自己的检索手册。

    说干就干。从那以后,他每次找到需要的资料,就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资料的题目、所在书籍的页数及放置位置。久而久之,他便有了一本10多万字的检索手册。

    这种学习劲头在他多年工作中始终保持。学习英语时,他买了一本《简明英语教材》,对照课本自制了长10厘米、宽2厘米的单词卡,正面写单词,背面记汉字和拼音。他把单词卡塞进兜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走到哪儿背到哪儿。上班走路他在背,甚至连吃饭也要背上几个。

    没有人教他怎么读,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发音。他笑着说:“我学的是哑巴英语,只会看不会说。”他采用循环记忆法,给自己制订每天背30个单词的计划。坚持了2年多时间,他就可以看懂专业内的英文资料书籍了。后来,他通过了单位组织的英语水平考试,顺利拿到了合格证。

    史仁杰凭着一股不放弃、不服输的劲头,从一名普通的中专毕业生、一位基层的技术人员,一路成长为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直到总师。

    他拓展了生命的宽度,更延伸了生命的长度

    有句话讲,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改变它的宽度。

    而史仁杰的一生,不仅拓展了生命的宽度,更延伸了生命的长度。在多出来的时间里,他散发出了更多的光与热。

    “为什么说我的人生超值呢?医生说我只能活到65岁,但手术成功了,我又多了十几年,又有更多时间为祖国作贡献。”

    史仁杰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年轻时,脾脏肿大让他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他不得不切除了脾。工作后积劳成疾,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在多年的雷达研制过程中,他老毛病时常发作,劳累时疼痛难忍。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下工作。就连一向支持他工作的妻子,也开始担心起来,“工作,你成天就知道工作。”

    其实,史仁杰并不是一味地只知道工作而不爱惜自己健康的人。他认为,只有身体健康,有了“革命的本钱”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2004年,史仁杰被确诊为肝癌。他向所领导报告病情时说:“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准备做肝移植手术。如果不成功,我就走了,也不遗憾。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要我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手术成功,我就再干几年,为国家多做几件事。”

    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第二年春天,身体刚刚恢复的他便投入到工作中。这一年,行业里有一个新产品的研究计划,专家们经过一番调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一家经验丰富的研究所去完成。

    史仁杰觉得本所可以,他找专家沟通:“我们一定会搞出符合你们要求的产品。”

    回到研究所以后,所领导认为这项研究风险太大。

    “我认为值得争取。”史仁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对企业发展来说,永远是逆水行舟,只有敢于迎难而上,才能有大突破、大发展。

    经过多次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上!

    史仁杰和同事们反复修改方案,进行各种评估,前后做了6次报告才得以通过。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史仁杰说,那天凌晨5点,结果出来了,研究所拿下了这个项目。后来,经过3年的艰苦攻关,他们完成了这个高难项目的研发工作。

    史仁杰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自己的生命,并让余生格外光彩绚烂。

    “我下一个目标,是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也就是2021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一定努力。”史仁杰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退休后,史仁杰依然离不开他挚爱的事业。他利用点滴时间,撰写出一部60万字的文集——《超值人生》。“这部文集为我一生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位80岁的航天人,在他有限的时间里,实现了超值人生。(贺逸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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