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父亲参加接收西安时的一段难忘经历
70年前，在西安解放前后,我父亲杨健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西安军管会军事处处长、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曾奉命带领一支由5000余名干部组成的接管纵队，从延安赶到西安，执行了对西安的接收和管制任务。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8年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之后，父亲从西北野战军四纵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工作。联防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委是西北局习仲勋书记。经组织批准，父亲和杨拯民、李宗贵、黄罗斌、高浪亭等师职干部组成学习小组，学习联共党史、土改政策等十余本书，参加联防军区的三查运动和政工会议。那时，我们家和杨拯民叔叔是邻居，和贺龙司令员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父亲在贺龙司令员身边工作生活和学习，时常聆听贺老总亲切的教诲，得到首长直接的关怀和培育。
赴西安接管纵队
1948年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节节败退，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49年毛主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3月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中共中央西北局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指示，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率领下在前方打仗，发动春季攻势，发展西北解放的大好形势；西北局、西北军区在习仲勋、贺龙的领导下，在后方积极做好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各项准备，特别是对西安的接管工作。之后在延安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筹备西安军管会，确定军管会的干部人选，并借鉴陈云同志在东北局接管沈阳时选派4000干部接管城市的经验，决定在西北抽调5000余名新老干部组成“赴西安接收纵队”，待西安解放时执行接收和管理城市各方面的工作任务。
这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已改称为西北军区，父亲在军区司令部参谋处任副处长。一天，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找我父亲面谈，让父亲担任“赴西安接收纵队”队长，并且到达西安成立军管会时任军管会军事处处长。
父亲杨健，字志新，1911年生，陕西西安人。 1930年参加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1936年“西安事变”时在旅长兼城防司令孔从洲的指挥下，带领一个军事训练队，监控了西关机场上的47架飞机，解除了陕西省保安训练大队的武装。抗日战争时期在杨虎城38军孔从洲部任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父亲反对内战于1946年5月在河南巩县跟随孔从洲将军起义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解放区，担任了西北民主联军38军55师师长。1947年胡宗南占领了延安，父亲跟随赵寿山将军从华北到西北野战军赴任。9月17日，在碛口的桑园见到西北局领导，父亲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一切，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领导欣然同意。在向组织部长马文瑞汇报之后，父亲于当天由杨明轩、何寓础二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接着父亲被任命为四纵副参谋长，跟随阎揆要副司令员参加了第二次攻打榆林、宜川瓦子街、宜君、铜川马鞍桥和西府等战役和战斗。父亲不仅军事素质好，政治立场坚定，而且熟悉西安的情况，和西安的地下党崔一民、杨荫东同志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解放战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1949年5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部署陕中战役，拟在六月间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5月10日下午，西北局、西北军区在延安桃林广场举行了进军西安的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书记在大会上说：“西安很快就要解放了，西安解放后就永远是一个属于人民的城市了。我们出发的目的就是接收和管理西安，保护和建设西安，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领导在大会上详细地讲解了接管城市的政策，向接管干部提出了注意事项和纪律要求。那天，是一个美丽晴朗的日子，广场上坐满了几千名即将赴西安的接管干部，大家都很兴奋，脸上显露出接受一项光荣任务的喜悦。
5月11日，陕中战役打响了，第一野战军解放高陵、三原向西安挺进。
也就在这一天，父亲带领着赴西安接收纵队从延安出发了。按照预定的路线和计划，分期分批朝着西安行进。在行军的队伍中有一位叫田农的新华社女记者写了途中日记，记下了那时的情景。其中写道：“5月17日，歌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脚步踩在照明的月光上，赶在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新闻大队已经走了25里。……夜宿李家村，党支部接到接管纵队的命令说时局有了新的发展，西安解放要提前了，必须加速前进！”“5月18日，黎明细雨蒙蒙，为了赶时间，大家冒雨行军，空气特别清新，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接管西安的日日夜夜
驻西安的胡宗南感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于5月17日全线撤出西安，拟从宝鸡沿川陕公路逃往汉中。5月20日我一野六军渡过渭河解放了西安，之后在西安群众的欢呼声中举行了入城仪式。
父亲得到西安提前解放的消息，命令接收纵队急行军加速前进。21日到达咸阳后带领先头部队星夜兼程进入西安。在西安收缴武器弹药、清理敌特埋藏的炸药，为后续接管干部和首长进驻西安排除安全隐患。
5月24日西安军管会宣告成立。贺龙任军管会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秘书处、政务处、军事处、公安处、财政处、工商处、企业处、金融处、交通处、农林处、后勤处、文教委、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等，同时公布了各处处长和副处长的名单。各处按分工接收和管理城市，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和人民的正常生活。
父亲带领军事处的干部战士接收胡宗南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留下的枪炮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平定小股残匪的捣乱、收容社会上的散兵游勇，不断发出布告，让他们到指定地点报到，听候发落和安置。这期间，收容了一个由原38军几个军官组织的300多人的非法武装，根据领导的指示，把他们临时组成三个连，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他们转变立场，之后把他们编入西北军区特务团，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父亲他们从延安来到西安，从农村进入城市还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故事。在延安，晚上开会学习一般用的是煤油灯，有时条件好了，能用上一种叫“白毛蜡”的蜡烛，进城后有了电灯。
发生在西安的“空城计”
当军管会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时，蒋匪马步芳、马鸿逵联合刚从西安撤出来的胡宗南进行反扑，企图夺回西安。他们指使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带领十一个师的步兵和骑兵，以集团式冲锋赶到陕西，猛攻咸阳，并计划于6月10日向西安发起攻击。此时，我一野六军解放西安之后执行新的任务早已转移；划归一野建制的十八、十九兵团正在向关中集结，尚未到达西安。国民党重兵压境，城内我军只有军管会军事处2个营的兵力，形势十分严峻。城内暗藏的敌特乘机滋事，谣言四起，气氛紧张，民心不定。
为了守住西安，迟滞敌人的行动，军管会决定由城内现有的解放军佯装华北兵团入城，市政府组织20万群众夹道欢迎，在西安上演一次“空城计”。
6月10日，父亲在军区参谋长张经武的直接指挥下，组织“华北兵团”入城。他们从火车站出来，在站前广场受到西安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上午10时锣鼓声响起，部队开始向市区进发。市政府军乐队、秧歌队，各单位宣传队在前面引路。“华北兵团”的干部战士头戴钢盔、肩扛各式武器，拉着炮通过车站前的欢迎台，沿尚仁路到东大街，由东向西行进。沿途群众掌声不断，呼口号放鞭炮，设立茶水站慰问解放军，场面热烈，声势浩大。战士们到达西门后立即更换武器装备，火速乘车绕道返回火车站，重新加入游行队伍，如此反复走了好几趟。“华北兵团”源源不断地进城，城内敌特摸不清情况，马继援不敢轻举妄动。第二天，群众日报刊登了《华北兵团入城特写》和《各界欢迎华北大军进军西北》的文章，报道了华北兵团到达西安的消息，从而震慑了敌人。这期间，彭德怀急调十八兵团六十一军赶赴西安。6月14日该军一八一师在咸阳歼敌2000余人，打退了马继援的反扑，解除了 国民党军队对西安的威胁。
父亲从延安来到西安，一直没有时间回老家探望家人。几个月后，堂兄陪着奶奶进城看望父亲。父亲对奶奶说起马家军企图进攻西安时的情景，他说那时危险得很，西安城里只有2个营。
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
西安解放后，不仅城郊潜藏着不少特务企图破坏治安，而且各县还有很多股匪捣乱，尤其是终南山还有一部分国民党的正规军。父亲在西北军区司令部负责参谋处的工作，同时兼西安军管会军事处长，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异常繁忙，经常熬夜，通宵达旦地工作，不到四个月父亲就病倒了。在医院治疗期间仍需阅改必要的公文，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1949年杨健与妻子肖志兰及大女儿杨玉玲在西安
7月，母亲在延安生下我的二妹，待我二妹满月后，母亲就把她寄养到一个老乡家里。母亲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那时，父母都在灶上吃饭，一天两顿，主要是面条和稀饭。父亲忙于工作，常常不能按时到灶上，母亲就把饭打回来。有时父亲在家里处理公务，一碗面热了好几次也顾不上吃。父亲得了胃病，人比以前瘦了许多，但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他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同时电令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李志民。
1949年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前排中）政委李志民（前排左）与副参谋长杨健（后排右一）在西安的合影
十九兵团划归一野建制后挺进西北，进军宁夏，平叛剿匪，横扫马家军，解放了兰州、银川等城市凯旋归来即将入驻陕西，父亲本应随西北军区到兰州去，由于十九兵团兼管陕西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提出需要有熟悉陕西情况的军事干部，父亲熟悉陕西情况，被任命为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副参谋长。任职后，兵团兼军区党委决定，地方部队除比较大的问题需随时请示首长和党委研究解决外，其余日常行政事务均由父亲负责处理。那时陕西的地方部队有陕北军区、陕南军区和咸阳、渭南、大荔、三原、彬县、宝鸡等直属分区以及15个独立团，部队单位多，驻地分散，工作量大。父亲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抓好自己分管的工作，每半月向党委做一次系统的汇报，受到党委的好评。后来杨得志伯伯说，“杨健同志是一个很得力的好干部。”
1950年11月，十九兵团免兼陕西军区，率原辖3个军东进至山东兖州、泰安地区，担负志愿军第二番轮战任务。十九兵团离陕后，陕西军区的工作由19军接管。19军由汉中进驻西安，军长是刘金轩，政委汪峰，副军长陈先瑞，辖17师和55师。十九兵团赴朝前确定父亲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此时，军长刘金轩来到西安，说父亲熟悉情况，希望能留下来帮助工作。经上级批准父亲推迟了南京的学习，继续留在陕西军区工作。
那时，我们家住在习武园，和陈先瑞伯伯是邻居。陈伯伯经常到我们家做客，他和父亲关系非常好，有着深厚的友谊。陈先瑞是开国中将，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随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担任过七十四师师长，执行过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他曾四进陕南，被誉为“陕南王”。1947年9月，在西北民主联军38军任副军长，是父亲的老领导老上级。陈伯伯和父亲早就认识，那还是在“西安事变”之后的事情。
1950年秋陈先瑞（左一）与父亲杨健（右一）在西安习武园的合影
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孔从洲警备二旅也被调离西安往北移驻到泾阳县境内。父亲在警二旅五团二营当营长。一天，陈先瑞带领红军执行任务路过泾阳到三原去。夜已经很深了，他们几十个人来到泾阳在城下叫门。父亲正在值班，他报告孔旅长同意后，立刻打开城门相迎。父亲非常敬仰红军，见到陈先瑞十分高兴，给他们打水，安排食宿，热情地接待。第二天临别时，又给他们带上干粮和水，赠送了弹药和药品。从那时起，父亲和陈先瑞就交上了朋友，并且在之后的战斗中经常互通情报，互相支援，配合作战，一直保持着联系。
1951年初，陈先瑞伯伯参加抗美援朝离开了西安。1952年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19军所属的1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55师直属西北军区。陕西军区精简机构后改称为陕西省军区。这时父亲离开西安到南京学习去了。
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步兵学校任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1958年7月黄河爆发特大洪水，洛阳地区连降大雨，遭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洪水灾害。父亲担任部队抗洪救灾总指挥，吃住在大堤上，和干部战士奋战了八天七夜。抗洪结束后，父亲患了阑尾炎，这时外国友人来校参观学习，父亲按着肚子坚持工作。参观团走后，父亲阑尾穿孔严重黏连，送到医院手术，出院后一天也没有休息又去上班了。后来，父亲终因积劳成疾，于1959年4月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岁月匆匆，转眼60年过去了。在祭奠父亲去世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及家人齐聚八宝山，献上鲜花寄托我们的思念。在西安解放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追忆父亲的生平往事，讲述七十年前那段难忘的经历，教育家人和子女传承父辈的理想和信念，弘扬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进，将先辈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作者杨玉玲，为杨健的大女儿，曾是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军人，后转业，退休前系山东省塑料研究开发中心办公室主任。2019年6月写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