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一个“北漂”青年的励志故事
2019年01月11日 09:11:56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0版 【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

  在北京的严寒里,青年毛泽东穿着与同乡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驻足于冰雪之间,在一片银装素裹中,凝视若火焰般绽放的红梅,满心欣赏,热血沸腾。他乐观,不焦虑;他不抱怨,努力寻找问题症结与解决之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强健,还有信仰的力量

关山远

  1949年3月23日,一支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行进在华北大地上,山道弯曲,尘土飞扬。

  开道车是一辆小吉普,扬起的尘土全落在第二辆中吉普上面,毛泽东就坐在这辆中吉普上,戴着风镜与口罩来抵挡灰尘。他的心情大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因为,他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车队的行进路线是:西柏坡、灵寿、正定、曲阳、行唐、唐县、保定、徐水、定兴、新城、涿县,再换乘火车,目的地——北平。

  北平!北平!毛泽东怎不思绪纷飞!距离他上一次来这座著名的城市,已经整整30年了。

  那时,他还是一个“北漂”,穷困,然而,并不潦倒。

  1919年的年初与年末,26岁的毛泽东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这是出版于1937年7月的《毛泽东自传》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自传》,由毛泽东口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录而成,被誉为“中国第一自传”,是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斯诺彻夜长谈,回忆往事。在斯诺的记载中,“北平”与“北京”交替出现,不是传主口误,也不是译文错误。

  北京,这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北平”之名,要远早于“北京”。“北平”一词,最早源于战国时燕国置右北平郡。西晋时,右北平郡改称北平郡,北平作为一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行政区划中。1368年(明洪武元年)9月12日,大都易名为北平府,取“北方和平”之意,后于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改名为北京,与南京对应。

  从1912年3月到1928年6月,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伐战争后,首都迁至南京,北京改为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将北平又改为北京,但并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沿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恢复原名北平。再一次改为北京时,要等到1949年9月27日,当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9月3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翌日,就是开国大典。

  一个30年前的“北漂”,主导了北平这座古城的改名与新生,一个何等励志的故事!

  此前,毛泽东两次到过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一直待到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率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张”即为祸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毛泽东这次在北京待到1920年4月,离京赴上海继续驱张活动,当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7月,毛泽东从沪返湘。

  这两次来京,“北漂”毛泽东在北京城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怎一个“苦”字了得!他青年时代的好友罗章龙后来回忆说:

  “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得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卖,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编者注:萧子升,杨昌济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侯,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们的工钱,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并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

  在来京的一群湖南青年中,毛泽东是最穷的一个,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传》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当然也就得到了钱。”

  毛泽东不是绅士,他是偏远农村出身的青年。当然,他不是一个寻常青年,虽然穷得叮当响,却还能保持着欣赏别样景致的心境,在冰天雪地为梅花怒放而动情。 

  身为“北漂”,毛泽东受到的打击,远不只是经济上的窘迫。

  《毛泽东自传》中写道:“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管理15种报纸,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月薪8块大洋,非常低的工资了——当时同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一个月能拿420块大洋。

  其实,来北京前,毛泽东在长沙,已经是一个“名人”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因志向非凡、才华超群,深受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但他的才能,远不只是纸上谈兵的层面。《毛泽东年谱》载:

  “1917年11月15日,在南北军阀混战,北军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在第一师范附近徘徊。这时,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名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溃军向北移动时,毛泽东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散。全校师生议论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

  但是,离开了长沙,在欧美博士成堆的北京大学,只有一个中师文凭的毛泽东,自然没多少人瞧得上他。《毛泽东传》中这么描述:“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作为韶山一个农民儿子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农村,来到大城市,是在1911年,他步行120里路,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他跟斯诺描述过当时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我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时我很想到那里去……我步行到长沙,心中极端地兴奋,一半生怕被拒绝,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毛泽东自传》)这一年,毛泽东18岁。

  第一次到北京,也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的远行,但跟当年初到长沙相比,兴奋仍在,却远远少了那份紧张,他已经相当自信了。

  自信,是毛泽东的重要性格特征。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豪迈自信,透纸而出。《毛泽东家书》中收录过他的一封信,上面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加“猴气”,能够很好解读毛泽东的性格特征:“虎气”是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猴气”是灵活机智,敢于反抗——毛泽东说的猴,是他特别欣赏的孙悟空。学者刘峰在《领导哲学》一书中分析说:

  “毛泽东所说的虎气,主要指领导者的勇气和担当,所说的猴气,主要是指领导者的智商和情商。”“概言之,毛泽东的特质是大智大勇高情商。”

  自信心的养成,离不开一个人的学习和见识。在长沙就读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而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善于思考,勤于调研。他对中国社会的真正了解,他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远远超过了留学归来的洋博士们。

  毛泽东出身农家,貌似输在起跑线上,事实上,他一直被轻视:在湘乡读高等小学,“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在北京,被欧美博士轻视;在中央苏区,被苏联留学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轻视……但轻视,能击败毛泽东吗?

  并不是所有人都轻视“北漂”毛泽东。

  一个是对他影响极大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一生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堪称毛泽东的启蒙先师。他在长沙时就对毛泽东另眼相看,其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成为“异才”。

  他从湖南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促成了毛泽东等人的首次北京之行,为一众老家来的北漂青年东奔西走、倾囊相助,他更成为毛泽东在北京的引路人,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也是在北京时期,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产生了炽烈的爱情。

  一个是亦师亦友的黎锦熙,他比毛泽东只大4岁,湘潭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历史教员时,认识了毛泽东,认为他“大有见地,非庸碌者”。1915年,黎锦熙离湘到京任职,毛泽东给他写过6封书信,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无话不谈。毛泽东到北京后,黎锦熙很高兴,两人有空就在一起交流,得知毛泽东生活清苦,黎锦熙常请毛泽东打打“牙祭”。两人此后失去了联系,黎锦熙冒着危险,一直保留着毛泽东的6封信。漫长的30年过去了,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北京时,已经是即将夺得全国胜利的中共领导人,他上门拜访黎锦熙,开口就叫“黎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前夕,黎锦熙痛感台湾沦落日寇之手半个世纪、以日语为官方语言,遂倡议和推动大后方多所学校创办国语专修科,为在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学者达100多人,台湾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对于推进台湾与大陆“书同文、语同音”,起了巨大作用。

  还有一个是邵飘萍,上世纪2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记者,毛泽东首次到北京时,邵飘萍任《京报》社长。《毛泽东年谱》载: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听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邵在经济上的接济。”

  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声名鹊起。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在江西瑞金诞生后,毛泽东就不断写稿,1947年解放军撤离延安、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以后,新华社集报纸、电台、通讯社于一身,毛泽东撰写的稿件全部由新华社播发。他爱用新华社记者名义写评论,尖锐犀利,气势磅礴,引导舆论,震慑敌人,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可见,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毛泽东不少的帮助。毛泽东也一直感激邵飘萍,他跟斯诺谈话时,评价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1919年的北京,毛泽东像寻常青年一样,精力旺盛,兴趣高昂,学习、恋爱、打工、交友、写作、游览、参加社团……跟寻常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广泛地结识各路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在北京,他认识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梁漱溟、蔡元培、傅斯年、陈公博、周作人……这些人,都在日后的岁月中,跟他有过交集,命运的不同走向,更让人感怀那个年代的风云际会。

  当然,北漂期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不仅当过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毛泽东如何看待李大钊?在李银桥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1949年3月“进京赶考”的路上,离北平越来越近时,毛泽东感叹道: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也很动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在1918年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在1919年《新青年》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在此前后,李大钊不仅亲自撰文,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1920年,李大钊除继续撰写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毛泽东少年时代,曾经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一度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他坦承自己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时,思想一度比较混乱,“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倾心研究和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了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传》中这么写道: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存在。当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里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只言片语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仔细认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伟大的转变已经发生,一个开天辟地的时刻即将到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今年是2019年,距离毛泽东“进京赶考”,已有70年漫长的岁月;他离乡“北漂”,更是足足100年前的事了。

  但有一个镜头是永恒的:在北京的严寒里,青年毛泽东穿着与同乡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驻足于冰雪之间,在一片银装素裹中,凝视若火焰般绽放的红梅,满心欣赏,热血沸腾。他乐观,不焦虑;他不抱怨,努力寻找问题症结与解决之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强健,还有信仰的力量。

  这个镜头,最好的配乐,是1919年的流行曲《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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