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父亲
2019年09月27日 15:21:13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5版 【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

  编者按: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思念和缅怀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们,他们当中既包括为国捐躯的先烈、开国元勋,也包括曾经在不同领域和岗位立足本职、履职尽责的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作者讲述他的“三个父亲”的故事吧!

  郭晓勇

  我一生有三个父亲,

  生父、养父和岳父。

  生父是根,

  把我带到世上。

  养父是树,

  给我遮荫避阳。

  岳父是梁,

  为我支撑给我力量……

第一个父亲是党员

  先说我的养父。

  养父叫郭全明,是我生父的姐夫,原本我应该管他叫姑父。我算过继给姑父和姑姑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男孩,只生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比我大十几岁的两个姐姐。我在两岁多的时候,由当时15岁的二姐玲琴从北京通县抱回河北老家。当时,我爸妈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大力,妹妹金霞又将出生,爸妈在外工作无依无靠,面临抚养三个孩子的压力,当时的困境可想而知。

  养父、养母和两个姐姐把我视作手心里的宝贝儿,对我都很疼爱,好吃好穿先让着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浸透了他们的汗水,这养育之恩让我永世不忘。我管养父叫“爹”。那是当时我们老家最亲切的称谓之一。

  我家乡紫荆关是万里长城上八大关之一,地处居庸关和雁门关之间,是有名的险关要隘,有“南阻盘道之峻,北负拒马之渊,近以浮图为门户,屹然为畿辅保障”之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优势。它始建于战国时代,秦汉时称上谷关,宋时又名金坡关,后来因岭上长满紫荆,鸟语花香,芬芳四溢,名声远扬,故易名为紫荆关。

  就是这个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被日本侵略者先后三次占领,最后一次占领持续6年之久,直到1945年4月初紫荆关解放。我一直很骄傲,在日本鬼子宣布投降的前5个月,家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顽强的浴血奋战,把侵略者赶出了关。

  其中,就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爹!

  我爹和地下党组织,领导乡亲们与敌斗争。大伯郭全生是紫荆关地区党组织早期负责人之一,也是我爹的入党介绍人。爹入党后先后担任三里铺村武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进行抗日斗争,随时都有被叛徒出卖的可能。

  果不其然,叛徒在1940年秋告密,我爹和本村及邻村小盘石、教场等党组织负责人等多名党员骨干被捕。

  他们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拉往抚顺煤矿当日本劳工,在那暗无天日的境地里,过了近两年的非人生活。最后,经地下组织营救,才逃出虎口。

  解放后,爹在家乡的一个公社任职。在距离他退休还不到一年时间的一天晚上,我听爹讲述当年从抚顺煤矿逃出来的故事。

  1942年春夏之交,恶劣环境下不少劳工染上了病,上吐下泻,奄奄一息。日本工头担心是霍乱,不仅不给治疗,小盘石村党支部书记李春合等人还没咽气,就偷偷让人抬出去活埋了。

  爹发现,本村党支部副书记祁廷远也即将面临同样的厄运,情况十分危急。

  爹立即通过矿内地下组织,策划营救。黄昏时分,他和另外三个矿友,抬着已经“死”去的祁廷远出去“掩埋”。他们混在另外两对抬尸体的担架中间,侥幸通过几道岗哨盘查。那天夜里,爹背着难友东躲西藏,终于脱离险情,但给祁廷远治病又成了问题。

  于是,他们偷偷给一户殷实人家打工,提出的条件是管饭、看病、给每人找两件旧衣服替换有标识的矿工服,以免被人认出来再抓回去。后来,他们一路打工,一路讨要,一路沿着铁路南下,历时三个月才回到家乡的后山里。尽管处处小心,但还是被特务发现告密,面临再次被抓的危险。

  大伯郭全生为了救他们,率领当地武装反击,受重伤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每当讲到这些,爹都深感愧疚:是大伯——也就是爹的入党介绍人——一位革命老区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他的生命。因此,在以后的抗战日子里,他更加勇敢、更加坚定!

  全国解放前夕,组织上要从老区选派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我爹在被选派名单当中,后因家庭“拖了”后腿,放弃了机会。大伯牺牲后,家里只剩他一个男丁,如果他走了,就剩下奶奶和未出嫁的四姑、老姑,还有妈妈和两个未成年的姐姐,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娘子军”了。

  无奈,我爹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爹先后在易县老家的几个乡镇任过职,从乡长、书记干到副乡长,再到公社文书。别人是官越做越大,而他却是越当越小。经历一次次运动,遭受一次次挫折,但我印象中的爹,却始终是那么乐观、那么热情,我感到奇怪。

  他却说:“大江大河都过来了,还怕小河小溪吗!”

  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盼着爹回家来请客。每次大人喝酒,爹都会用筷子蘸着酒让我嘬,叫我赶紧多吃两口菜把辣劲压压。其实,那时我们老家家家一样,都没啥好吃好喝的。“关着门子过光景,开着门子待客”是乡亲们朴实的做法,也是家里给我的最初印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饥饿是中国老百姓共同的体验,我爹在外面千方百计省下点粮票接济家里。

  那时候母亲熬粥,快熟的时候就不再搅和了,她盛上面稀的,下面稠的留给我吃。

  有一年,我还上高中。寒假,爹捎信来,让我去一趟他工作的南城司。从紫荆关到南城司有二三十公里路程,本来我骑自行车中午是可以赶到的,可中途爆胎折腾到傍晚才到达。爹的同事说,你可到了,你爹连午饭都没吃呢,就一直在路边等着……爹让我住下,第二天,我用自行车驮回20多斤面粉,留着过年时用,这是他大半年从牙缝里一点点挤出来的啊!

  我参加工作后,爹和妈来过北京两次,为了看病,主要也是想看我们。那时我刚结婚,还住在集体宿舍,许多接待的事都是岳父岳母安排。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外留学两年,对爹和妈的“孝敬”就是尽量一两个月写封信,报告平安,汇报学习情况。其实,此时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了。1985年至1988年,我又被派往新华社贝鲁特分社工作。那里是战乱环境,到处爆炸,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爹和妈整天提心吊胆,也跟着我担惊受怕。一年半以后我回国休假,回到北京的第二天,爱人才告诉我,老家妈半年前就走了。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我含泪问。

  “爹有话,不让任何人告诉你,怕你在外分心影响工作!”她说。

  后来回忆,爹写给我的信,凡是提到妈时,都是同样的表述,“你妈很好,勿念!”

  一次收到爹的来信,信纸上有文字湿过的痕迹,有的已经模糊不清了。后来回忆那可能是爹的泪水所致。

  此后,连续两三个月都没有收到爹的信,我心里犯了嘀咕,他会不会也……

  从部队提前转业,跟我随任来到黎巴嫩的爱人看实在瞒不住了,才把实情告诉我:“爹三个月前就没了!”

  晴天霹雳!

  意料之中、又不愿相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我心里好难受啊!其实,我回国休假时爹就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但他没告诉别人,化验报告单一直装在自己的贴身口袋里。最后葬礼是身为军人的岳父,代替我们回老家参加、替我们送别的。

  心如刀割!

  妈和爹在一年多时间里相继去世,我却都没在身边,作为养子没能尽孝送终,我心里有愧,是我终生遗憾。

  我愧对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回国后,二姐曾跟我说,爹走得安详,就是有三件事没有实现,心里不甘:越到最后越念叨你的名字,想见你啊,又不让告诉你;最后一次去北京检查,回来时非要司机把车开到新华社幼儿园,想看看孙女皎皎,不巧正值孩子们午休,没见着;他申诉多年的不公正待遇有信儿了,平反快有希望了,可他等不到那一天了……

第二个父亲也是党员

  我的生父叫孙铎。

  父亲1947年冬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刚满16岁。

  1948年6月起,父亲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平西支行工作。解放后,先在北京通县,后调往河北省委到天津,再到保定,最后落在廊坊扎根。

  “文革”期间,父亲作为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因为“保皇”被戴高帽子游街,那时他才三十几岁。

  后来,他和妈妈分别去石家庄和张家口宣化的省干校劳动锻炼,大哥去了内蒙古临河生产建设兵团,我在河北易县老家,妹妹太小留守保定……真是天各一方,互少音讯!

  父亲是“标准”的国家干部,在职那些年主要从事组织人事和统战工作。他工作勤恳、认真,严于律己、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他在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职位上工作多年,大哥返城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妹妹是一名机修厂工人,当时只要他递个话,市直单位任意选,为此家里人也误解他。

  他说:“市委组织部不是给咱家开的,有本事自己奋斗,想让我说话没门!”

  一次,在北京军区工作的一位老同学向他推荐了一名部队转业干部,工作落实后来家看望,带了一条烟、两只鸡,他愣是让人家把东西拿走了。老同学听说后好几年不理他。

  工作坚持原则他是有名的,可有时吃亏也是因为坚持原则,但他无怨无悔。

  有一年市委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努力工作,正考虑他“进步”的问题。可巧这时省里让市委组织部调查一个人的问题,虽然最后结果牵涉这个人的问题不大,但因事先没向领导报告,他“进步”之事,在这一届班子任期内再也没有下文了。

  那位被调查的正是市委领导的夫人!

  1980年8月下旬,在我出国留学前一个星期,我去石家庄看望正在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助工作的父亲。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单独在一个房间睡觉,也是第一次父子俩彻夜长谈。他除了叮嘱我出国好好学习和注意事项外,主要是谈了当年把我“过继”的事。

  他说:“知道这些年你对我和你妈有意见,其实,你在大姑家长大比跟我们更优越,在我们这边还不一定有机会上大学……”

  我说:“要说以前一点想法也没有,那也不真实,但我早就想开了。我很感激大姑家对我的养育之恩,也很理解你和母亲当时的处境……”

  这次谈话后,我们之间的一个“结”解开了。

  我在国外留学和工作那些年,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父亲的来信。每逢信使快到时,我都急切地盼着早点读到他的文字。

  完小毕业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一生刻苦好学,长期笔耕不辍,习练书法是他数十年坚持的业余爱好之一,最终也小有收成,得到苏适先生等书法名家的肯定。2009年,《孙铎书法集》出版,实现了他的一个夙愿。他做市政协统战和公关交流工作那些年,多半都是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作为礼物赠送客人……

  父亲从年轻时起就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文革”和搬家遗失的不算,光1975以来的笔记本和日记本就多达150本。离休后先后出版十多部著作,包括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长短篇小说等。我不止一次在家庭聚会时大发感慨:如果我们认真、刻苦的精神,能赶上老爸一半儿,都会更有长进的!

  父亲离开我们几年了,我还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阅他的作品、欣赏他的书法,每次都有一种同老人对话的感觉……

第三个父亲还是党员

  岳父叫苏文喜。

  认识岳父在认识爱人苏玲之前。

  那是1977年某一天我去同事家串门时见到的。他身材魁梧,腰板板地一脸严肃,是典型的职业军人形象。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岳父1947年在老家辽宁营口参军,当时刚刚新婚3个月,先后参加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

  他参加的是炮兵,后来划入第二炮兵,从事国防科技管理工作。

  1969年,为了边疆战备需要,驻京部队抽调人员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力量。岳父一家转眼间成了穿军装的现役兵团人。

  岳父在143团当政委期间,一天下连队检查工作,看见一位又黑又瘦的小老头正在掏大粪,他就问连长这老头是什么人。连长说,是前几年发配到这里来的一个右派,是个诗人,名字叫艾青。这时,一位中年妇女从附近的一个地窝子里钻了出来,原来是艾青夫人高瑛。岳父读过艾青的诗,看过他的书,还能背诵《大堰河——我的保姆》中的一些段落,因此有较深的印象。

  第二天,他来到师部反映情况,并建议“安排好、关照好、保护好”艾青一家。师里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把艾青全家接到师部招待所安顿下来,从此,艾青再不用掏大粪了,又恢复文学创作生活。两家人从此也成了好朋友。“文革”结束落实政策,艾青一家回到北京,岳父也调回北京工作,两家人京城相聚格外开心,你来我往,始终保持联系。至今家里的书架上还珍藏着艾青的几本签名书。

  岳父到石河子八一棉纺厂当政委没多久,一位名叫罗永志的青年到家里向他反映自己的遭遇。罗大学毕业,孤儿,是一个车间的技术员。因为喜欢钻研业务,被打成“白专”典型。造反派批斗时,让他双手端着盛满大粪汤的塑料盆“低头认罪”。罗曾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越说越委屈,竟嚎啕大哭起来。后来,岳父找人谈话,深入调研,了解情况,召开全厂大会,为像罗永志一样的一批业务骨干正名。多年后,罗永志以石河子市副市长的身份到北京看望“老政委”。他说:“苏政委的知遇之恩,我‘永志’不忘!”

  岳父在二炮科技部工作期间,每年差不多大半年都是到基地出差执行任务。有一次坐军用飞机去基地,途中遭遇强气流剧烈抖动不止。机组发给每个人一张纸,登记下个人信息。尽管最后迫降成功,但却给乘客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感,有一位同事从此再也不坐飞机了。但是,岳父为了工作,随叫随走,飞机照样坐!他说,要说不恐惧是假,但想想朝鲜战场上在我身旁冻死的战友,想想同我一起出来参军的老乡就剩下我一个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其实,我已经多赚了几十年,早就够本了!”

  我和爱人在国外工作时,女儿刚上幼儿园,日常接送的事全靠姥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孩子们正要准备休息,老师喊:“郭苏,看谁来了?”抬头望去,一个身穿黑色雨衣的高大身影站在门口。哦,是姥爷!“这几天降温,又要下雪,你姥姥怕你冻脚,赶做了双棉鞋,让我给你送来。”

  岳父自从我们结婚,就主动承担起了家里的大事小情,让我们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他常说,你们未来的路还长,趁着年轻把基础打牢,好报效国家。

  他还常常鼓励年轻人要敢于闯荡,善于“表现”自己,有机会多向领导和老同志求教、汇报。他有一句名言:“所谓‘知人善任’是有道理的,不了解你,怎么‘任’你!”我的几位好朋友都成了他的忘年交。

  我们结婚后很长时间没有自己的住房,和岳父岳母一起生活十多年,我们爷俩从未红过脸。有时,我或他女儿耍点小脾气,他一个玩笑就岔过去了。每当我们工作上有了些许成绩和进步,别提他有多高兴了!在他的影响、感召下,我们都兢兢业业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顾家,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在干休所家属院传为佳话。

  岳父离开我们几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在眼前浮现……

  三个父亲先后离开了,我常常想:三个父亲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我们叫“娘”或“母亲”或“岳母”,她们是绿叶让红花耀眼,她们是春风让全家温暖;尽管三个父亲角色不同,但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样的爱;尽管三个父亲性格不同,但他们都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三个带出了一个“党员之家”,我、兄妹,还有“娘”“母亲”“岳母”!

  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举行大阅兵,这天我写了一首《昨夜,我梦见了父亲》,献给我的三位父亲:

  我目不转睛

  在受阅的队伍里寻找

  在观礼台人群中寻找

  到处不见你的身影

  到处都是你的身影

  我看到了你

  真的,看到了你

  你的亲人

  你的战友

  同你一样远在天堂

  同你一样无名英雄

  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

  你们的希望

  你和你们

  为之奋斗的目标

  看到了

  你们的渴望

  你和你们

  曾经追逐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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