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蚕儿吐出的江南雄镇 一片兴旺富庶的人文福地
南浔:从丝出发
2020年04月24日 13:01:43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2版 【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

  ▲南浔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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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湖洲市南浔镇历史街区嘉业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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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作平

  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香樟,如同两道郁郁葱葱的绿墙。如果仔细一些,透过香樟茂密的枝叶仍然能看到,在公路右边几十米的地方,有一条静水深流的河。数十米宽的水面上,偶尔有吐出黑烟的轮船拖着一串吃水很深的木船缓缓前行。河对岸,是稻田和桑园,以及散布其间的村落、乡镇。

  触景生情,我联想起发生在这条河上的两桩年代久远的往事——

  往事之一: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一个18岁的青年坐着一条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木船去上海。途中,船家操作失误,木船倾斜下沉,乘客纷纷落水。青年爬到船顶大呼:谁能救出一个人,我就给他100两银子。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附近的人闻讯赶来,所有落水者都被救起。事后,青年果然兑现了诺言,一下子就发出去几千两银子——粗略计算,清朝末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略相当于现在150元人民币。几千两银子,就是几十万元巨款。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个青年,是因为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叫张静江。

  往事之二:青年落水20多年后的1923年,对这条河的又一轮大修拉开了序幕。5年后竣工时,一共耗费银元83万——那时,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只有几块银元。社会集资之外的3万缺口,全由一个叫庞莱臣的商人捐助。

  这条河叫荻塘。

  张静江和庞莱臣都来自荻塘横穿的一座古镇:

  南浔。

世界蚕桑发源地

  去往南浔之前,我寻访了浙江湖州郊外的潞村。村外平旷的原野上,竖着一块碑,上书:钱山漾遗址。

  江南地区习惯把湖泊称为荡、浜、漾。在水网密布、河汊交织的江南,小小的钱山漾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如果不是有上世纪考古发现的话。

  透过玻璃,我看到展示柜里,静静地放着三只小盘子。盘子里的东西黑黑的,其中两个像一团乱麻,另一个像被风吹皱了的树皮。假如不是事先看过资料,我绝对不会想到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甚至有点脏兮兮的东西,竟然是丝线、丝带和丝绸。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丝线总是和洁白联系在一起的,丝绸总是和绚丽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到底遭遇了什么?才变得如此粗糙不堪?

  它们遭遇了岁月的腐蚀与消磨。根据C14测定,它们来自公元前2750年左右——这意味着,当它们从沉睡的地下重见天日进入现代人视野时,4700多个年头已经弹指而逝。对其中一块绸片的研究发现,它的原料为家蚕丝,至少由20多个蚕茧缫制而成。当它们被抽丝剥茧,在纺机上织成丝绸时,中国还处于人文初祖黄帝的时代,人类还在使用石器、骨器和木器;当它们一觉醒来,人类已经进入飞天登月的后工业时代。

  这几乎是全球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这些丝线和绸片说明,栽桑养蚕起源于包括钱山漾和与其近在咫尺的南浔在内的杭嘉湖平原。像是为了给这一结论提供更为充分的论据,4700多年后的钱山漾一带依旧桑树成林。整个湖州乃至杭嘉湖平原,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湖泊,而河流和湖泊切割的原野上,总有或大或小的桑园固执地点缀其间。

  荻塘自西向东,由湖州市区流向南浔。从钱山漾附近开始,河流与318国道相偎而行。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从钱山漾来到南浔镇一个叫丝行埭的地方。埭,就是坝的意思。顾名思义,丝行埭,因有众多丝行设立于河坝附近而得名。不过,丝行埭已经没有一家丝行,唯一与这个地名相关的,是一家以丝行埭命名的小饭馆。

  丝行埭街前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小河向北流淌,于镇中汇入荻塘;荻塘东流,与京杭大运河会合,尔后流入黄浦江——也就是说,穿行于南浔镇中的小河,把南浔与上海乃至海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世纪之前,就在我停车伫立的小街两侧,曾是一家接一家的丝行,商贾云集,生意兴隆;河上舟船如蚁,来来往往,把洁白的生丝从南浔运往上海,再通过上海,转往世界各地。

  江南多古镇,南浔即其一。追根溯源,南浔原本是太湖南岸的一座小村庄,初名浔溪村,后改名南林村。800多年前的南宋淳祐年间建镇时,人们从南林和浔溪中各取一字,得名南浔。其时,南浔已是一个史书誉为“甲于浙右”的富庶之地。到了明朝,更是跃升为“烟火万家……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部,实江浙之雄镇”。

  造就江南雄镇的,就是栽桑养蚕。或者更为形象地说,南浔这座江浙雄镇,乃是从小小的蚕儿嘴里吐出来的。

  按中国古籍记载,最早发明栽桑养蚕的人叫嫘祖,即黄帝的元妃。如《路史》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古老的象形文字里,“蚕”由“天”和“虫”构成,造字的先贤意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蚕是从天而降的虫,蚕吐出的丝,无疑是天赐的好礼。

  事实上,我们今天只能模糊地知道,栽桑养蚕起源于中国,但很可能并不是哪一个人灵光一闪的发明,而是经历了多代人的不断试探、改进和发展。历朝历代,以农为本,栽桑养蚕都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在宋朝以后的礼治秩序中,形成并一直沿袭着“皇帝亲耕,后妃主蚕”的体制。

  宜于农耕的杭嘉湖平原,对蚕桑的重视无以复加:春秋时,吴越争霸,战败后的越国励精图治,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示民以耕桑”。越王勾践和王妃率先垂范,“身自耕作,夫人自织”,越国以其特产的大量优质丝绸结好诸侯,以达到绝地图存的目的。人所共知的美女西施,就曾“采桑育蚕,浣纱织锦,浴帛于溪”。三国时,吴主孙权为了保护农桑,特别下命令说,凡是农桑繁忙时,政府官员一律不得“役事扰民”,否则“举正以闻”。到了南北朝,杭嘉湖平原的农民在地边塘角种植桑树已蔚然成风,所产桑苗,因产叶量高而远销长江以北地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湖州一带的农民掌握了选择蚕房、调控养蚕温度湿度、给桑、蚕座和产簇等技术,并知道蚕种的优劣对蚕的生长状况及成茧水平有着重要影响,从而摸索出了用盐水为蚕种消毒的新方法。

  当此之时,欧洲正值查士丁尼的东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中国政府只许丝绸出口而严禁蚕种输出,欧洲人一度以为丝绸是从树上长出来的。那时,商人们经由波斯,将丝绸万里迢迢地运到东罗马帝国和西欧,这些费尽周折才到达目的地的丝绸,价格远超黄金,是当时欧洲最惹人垂涎的奢侈品。王室成员结婚,贵族们要是送上一方丝绸手绢,就是令人咋舌的厚礼。

  此后,查士丁尼派两位印度籍僧侣前往中国,在江南一带向农民虚心学习养蚕和缫丝,并在掌握技术后,将一些蚕种藏在竹制的手杖中带回欧洲。从此,欧洲人也有了栽桑养蚕。这大约是公元552年的事。其时,距钱山漾的先民熟练地制作丝绸,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千多年。

  南宋时,由于政府迁都临安(今杭州),江南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开发,而杭嘉湖平原的蚕桑,也迈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台阶。就是在这时,蚕桑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支――一部分农民完全以养蚕缫丝为生,不再从事耕种。南宋初年的一本《农书》中,作者为蚕桑专业户算了一笔账:“(湖州安吉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二十斤,每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同时期的另一部志书则称:“(吴兴)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数百箔,兼工机织。”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栽桑养蚕和缫丝织绢,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户的生存方式;并且,与种粮的粮农相比,蚕农收入更高,生活更有保障。

辑里丝的奇迹

  辑里村是南浔下辖的一座行政村。如同经济发达的浙江许多地方一样,村镇左近,遍布规模不等的厂房。不过,稍有不同的是,辑里村外的原野上,纵横密布的水网间,还分布着一些翠绿的桑林。可以说,南浔及周边地区曾经的富庶与荣光,都与这座寻常小村密不可分。

  修建于1926年的南浔商会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如今被辟为镇史馆。馆里,陈列着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获奖证书和仿制的康熙、乾隆二帝龙袍。

  它们所承载的,正是辑里村这座古老村落的旧日辉煌。

  辑里村原名七里村,因距南浔七里而得名。明朝时,辑里村迎来了它的花样年华:当地人多次改进缫丝方法,并对育蚕、植桑等环节进行技术革新,如培育了著名的莲心种——该蚕种因其所产蚕茧小如莲实而得名,这种蚕茧缫出的丝韧性好、光洁度高。

  南浔有一条小河,名叫雪荡河。雪荡河在穿珠湾附近分流到辑里村时,曲曲折折的河道有如天然的澄清过程,河水清澈如镜。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编撰的《南浔镇志》说:“雪荡、穿珠湾,俱在镇南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

  在南浔镇史馆,我看到了一个将辑里丝和其他丝做对比的有趣场景:一个木制支架两端,系着一根细如头发的蚕丝,蚕丝中间,穿有一串铜钱。旁边的解说文字是:辑里丝可比其他地区丝多挂两枚铜钱。一根蚕丝就可多挂两枚铜钱,那由千万根丝织成的绸缎,其韧性的出类拔萃,也就不言而喻了。

  依然是在南浔镇史馆,我还看到了一件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东西,那是清末民初产自南浔的一束辑里丝。百年光阴过去,可看上去就像刚从缫丝作坊里拿出来一样,光滑、洁白,在淡淡的灯光下散发出一种优雅的微光。

  辑里丝脱颖而出后,不仅辑里村所产,包括杭嘉湖平原各地所产,纷纷以辑里丝冠名,称为辑里丝或辑里湖丝,成为风靡一时的上品。反过来,辑里丝的驰名又刺激了南浔和整个杭嘉湖平原的栽桑养蚕事业。

  明清时,南浔一带“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栽桑养蚕跃升为南浔农家最主要的产业,养蚕也为农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吴兴掌故集》对此写道:“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

  正因为养蚕收益可观,大多数农民都弃粮种桑。“人民除无家室及营他业在城镇者外,余皆逐户养蚕。在蚕业全盛时代,每年收入蚕事多于田作……实以蚕桑之盛而定荣枯,田作与农民之关系,反远不如蚕桑之重大。”

  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是桐乡人,桐乡与南浔相距只有几十里。他的一个邬姓朋友去世后,留下妻儿老小和十亩薄地,张履祥专门为这家人筹划了接下来的生计。按他分析,如果十亩地都自种粮食,只够糊口;如果租与别人,仅能支付赋税。因而不如种桑三亩,桑下冬天种菜,桑园四周种大豆和芋头,桑园还可养羊。如此,“一家衣食已不苦乏”。

  辑里所在的南浔镇,明朝初年还居民甚稀,到明末已是“市廛云屯栉比,周遭四讫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而遥”。推动水乡古镇发展得如此迅猛的原动力,就是声名远播的辑里丝。

  明朝末年,南浔出了温体仁等三名位极人臣的大学士,他们都向当朝权贵极力推荐辑里丝。于是,辑里丝进入宫廷,被指定为龙袍用料。到清朝雍正年间,皇室所用的龙袍凤衣,明文规定采用辑里丝。当时,处于工业革命中的欧洲,纺织业大盛,对中国的蚕丝――尤其是优质的辑里丝――需求十分旺盛,但闭关锁国的清朝却对蚕丝的出口有着严格控制。为了巨额利润,一些商人不惜冒险走私――从湖州驶往外海的走私船,货仓上面堆放着咸菜之类的土产品,下面却是洁白如雪的辑里丝。五口通商后,外商在上海设立丝栈,在19世纪中叶的20来年间,上海的出口商品90%是蚕丝,而蚕丝的90%是辑里丝。

  19世纪60年代,华洋杂处的上海是全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一家叫《上海新报》的媒体,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新鲜事物。那时,报纸上每天都有辑里丝的报价。辑里丝的价格如同今天的股票一样随着市场行情不断变化,而那些靠辑里丝吃饭的大大小小的商人,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花两个铜板买一份报纸,为辑里丝的价格波动或喜或忧。

  难以相信的是,万里之外的英国伦敦,居然也有一个辑里丝交易所。可以说,19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里,辑里丝就是一根牵动全世界神经的神奇丝线。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来自南浔的辑里丝获得金奖。南浔镇史馆里,有当年参展的实景还原:一束束光洁可鉴的生丝被挽成麻花状,盛放在用黄绸包装的盒子里,与其说它们是生产资料,不如说更像美丽可观的艺术品。

  辑里丝走红世界,给它的经营者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栽桑养蚕,虽然大多数百姓不至于一夜暴富,但在“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的盛况下,这里的农民更容易解决温饱。至于那些开设茧行、缫丝厂或绸厂的老板,一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民国时刘大均的《吴兴农村经济》中指称:“湖州一带,蚕丝贸易既为南浔人士所专营,于是各地财富,几尽集于南浔。”

  难能可贵的是,南浔丝商们从丝出发,用生丝赚得的每一桶金,继续拓展,把触角伸进了更多的领域:盐业、地产、典当、银行、煤矿、电厂、铁路、汽车、军火、保险……

  南浔人回首当年丝事,常常会津津乐道于“四象八牛七十二狗”。所谓象、牛、狗,乃是同治、光绪年间,民间以南浔商人资产的多少形象地排位。《吴兴农村经济》中说:“南浔以丝商起家者,其家财之大小,一随资本之多寡及经手人关系之亲疏以为断。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较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也。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三十万以上不过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这些巨富中,号称江南首富的刘家,其资产高达两千多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亿元以上。

仓廪实而知诗书

  古木参天的园子里,有一方小小的池塘,塘中是高高低低的荷叶。池畔,有一栋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要从外面进入园子,必经之路是架设于小河上的一座窄窄的小桥。1949年,当解放军南下浙江时,周恩来曾特意要求陈毅对这座园子予以特别保护。

  园子名叫嘉业堂,它与宁波天一阁一道,并称为浙江两大藏书楼。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南浔商人来说,则是仓廪实而知诗书,商业兴而重文教。

  嘉业堂藏书楼的修建者叫刘承干,是四象之首刘镛的孙子。1920年藏书楼破土动工,5年过去了,在耗费80多万银元后,藏书楼竣工。刘承干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和南浔之间,每到一地,必留心购买各类书籍。有些没法买到的书,他就不惜成本,组织人员抄写。如为了抄写《清实录》和《清史列传》,前后耗费数年,花去银元两万多。极盛时,嘉业堂藏书约13000种,计60余万卷。其中,地方志就有1200余种33380卷,称为海内秘籍的孤本62种。另有一些极其稀有的珍本,如《永乐大典》残本,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残本和《四库全书》的翰林院底本。著名学者郑振铎在鉴定了嘉业堂所藏的2000部明代刊本后感叹说:“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

  更能看出刘承干眼光与胸襟的是,刘承干不仅藏书,还印书。他先后印书300多部,约3000卷。他曾说藏书艰难,天灾人祸,有时不可避免,要把善本孤本赶快刻印出来,一本变成一百本一千本,流传到社会上,再遇到天灾人祸,这些书就不会失传了。书印出来后,大量免费寄送。

  此外,他还一改藏书楼秘而不宣、不对外开放的传统,欢迎各界人士到藏书楼查阅。诸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柳诒徵等名流都曾前来看书、抄书。甚至,一些外地学者来看书、抄书时,哪怕一住数月,藏书楼也免费提供食宿。

  南浔富商的藏书历史,可以由清末民初追溯到清代中叶,到了上世纪之初,终于形成包括嘉业堂在内的三大藏书楼。

  张石铭是南浔四象之一张颂贤的长孙。张石铭之父早年去世,后来,张石铭与叔父一起,继承了祖父留下的庞大产业。张石铭早年读书进学,中过举人。他原名张钧衡,因爱好金石,故取字石铭。张石铭建成适园藏书楼后,延请著名学者缪荃荪作校勘。适园除收藏有各代精品图书60余万卷外,还收藏有苏东坡和赵孟頫等人的大量真迹。

  适园的藏书,后来一部分被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库珍藏。该馆研究员苏精撰文说:“张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图书,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所获的最大宗而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目前该馆约14万册善本书籍中,适园三代的印记最多。”

  2019年11月,西泠印社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追根溯源,有着天下第一名社之称的西泠印社成立于1904年,由吴昌硕任社长。吴昌硕与张石铭既是湖州老乡,又是多年至交。张石铭不仅是西泠印社的发起人之一,还是其早期的主要赞助者。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他当年所书写的对联。

  与张石铭相仿佛,传书堂主人蒋汝藻也中过举人。蒋氏是藏书世家,蒋汝藻的祖父就藏书数万卷。蒋汝藻更是以其巨大的财力和独到的眼光,遍搜古籍,终至汗牛充栋。蒋氏藏书中,有宋本83种、元本102种、明本近千种。其中,单是6卷的宋代孤本《草窗韵语》就花费1500个银元——相当于当时200多名工人的月薪。蒋汝藻取《草窗韵语》作者周密的密字与书名中的韵字,重新命名了藏书楼:密韵楼。

  崇文重教的结果是各类人才的催生。自宋至清,南浔以一个数万人的弹丸之地,先后中进士41人,举人、秀才不可胜数;任京官者56人,地方官者57人。到今天,南浔依然以一镇之地,养育了9名两院院士和80多名各学科有影响的专家学者。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清朝一代,有著作问世的南浔人即有280多名。他们留下的著作,涵盖了历史、经学、天文、水利、音乐、金石、诗词、医学和蚕桑等各个门类。有人称赞南浔“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确乃真实写照。

  至现代,仅以四象之一的张颂贤家族为例。张颂贤之子张宝善本人继承父业经商,他的几个儿子则各有成就:老大张弁群在法国多年,热心教育,回南浔后创办了两所现代学校;老二张静江,与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老四张墨耕,留学英国,后接替父亲,执掌张氏家族企业;老五张让之是电力工程和无线电专家,创办了南浔乃至湖州的第一个现代企业——浔震电灯公司;老六张久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硕士。张弁群的儿子张乃燕,瑞士大学化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有《罗马史》等作留世;张墨耕的儿子张乃凤,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硕士,我国土壤肥料学的开创者之一;张澹如的儿子张藕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硕士、教授;张静江的儿子张乃昌,美国航天工业系统高级机械师;张澹如的孙子张通,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教授……

  南浔从丝出发,其经济之兴旺发达自不用提,而其地近上海,又有便利的水陆交通,故而浔商不仅精于工商,且颇具开明气象。早在晚清时,南浔以区区一座小镇的级别,率先设立了消防局、免费小学、育婴堂、养老院、施药局和平价借米局等慈善机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内地许多地方还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时,四象之一的张颂贤之孙张弁群受教育家蔡元培影响,在南浔创办浔溪女校,聘请徐自华为校长。不久,秋瑾从日本归国,经蔡元培介绍,到浔溪女校任职,教授日文、国文和卫生。在南浔数月,秋瑾与徐自华志趣相投,成为至交。

  后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徐自华与其妹捐款千元支持。光复军起义前夕,秋瑾改扮男装专程前来南浔拜访徐自华,徐自华又以黄金30两相赠。秋瑾解下手腕上的镯子赠予徐自华为念,并托付后事:如遭遇不幸,请埋骨西泠。此后,因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秋瑾不幸被捕,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徐自华不惧连累,将秋家停厝于文种山上的秋瑾遗骸葬于西湖之滨。徐自华在为秋瑾写的十二首哀诗中,直斥清廷“如何立宪文明候,妄逞淫威任独夫”。

赞助革命

  1906年,在日本筹划反清起义的孙中山又一次为经费发愁。

  这时,孙中山想起前一年在法国的一条轮船上认识的一个人。这是一个生意人,他告诉孙中山,愿意赞助革命,为孙的反清事业出钱。两人约定通信暗号:电文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两万元,C为3万元,以此类推。

  对这个萍水相逢的富家子弟,他是真的将践诺资助,还是口惠而实不至,孙中山心中并没底。孙中山把此事告诉黄兴,黄兴也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人。两人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的态度发了一封电报。孰料,就是这封不抱希望的电报发出后,竟有3万法郎巨款从法国汇到东京,革命党人为之欢呼雀跃。后来,孙中山在越南又先后两度发报,一次为A,一次为E,对方都如约把款项迅速汇来。

  深受感动的孙中山命胡汉民写信表示感谢,并陈述起事经过。那人的回信却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这个慷慨赞助革命的商人叫张静江,他来自南浔,是四象之一张颂贤的孙子、张石铭的堂弟。

  1902年,张静江因缘际会,以商务参赞的身份成为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部下,离开南浔,前往法国。当时,同为孙宝琦随员的,还有后来与张静江齐名的李石曾。到法国后,李石曾意在读书,张静江则显露出商人世家的旨趣,意在贸易。他弃官从商,以侨商身份留在法国。一年后,经过详细市场调查,张静江创办了通运公司。

  通运公司最初的业务与南浔有直接关系:出口生丝和茶叶。后来,慢慢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古玩、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通运公司发展迅猛,很快在纽约、伦敦和上海成立了分公司。其“获利之巨,无法估计”。经商之外,张静江还发起和筹办了留法、留英俭学会;创办《新世纪》杂志,出版《新世界丛书》。

  尽管多次资助孙中山和革命党巨款,但很长时间里,张静江竟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其原因,在于特立独行的张静江对同盟会盟书里的“当天发誓”字样不以为然。当冯自由和胡汉民邀请他入会时,他提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信天,如果同意我不用“当天”二字,我才能加入。于是,向孙中山请示后,张静江成为仅有的例外。

  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后,为革命筹款的任务几乎天经地义地落到了他头上。每逢要用钱,孙中山总是向张静江伸手,张静江也总是竭尽所能地筹措。但是,要推翻一个垂而不死的大帝国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所需的金钱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亿万富豪张静江也渐渐难以为继。为此,他先是卖掉了经营良好的通运公司,后来又卖掉了上海滩的五栋别墅。

  在公司和别墅都卖掉以后,这个曾经的大富豪竟然囊中羞涩。为了帮孙中山筹款,他只好向其堂兄张石铭借钱。第一次,张石铭很爽快地把钱借给了他。没过多久,他又第二次上门。张石铭觉得即便是办公司血本无归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听到社会上关于张静江暗中资助“乱党”的风言风语,张石铭予以峻拒。两兄弟越说越僵,张静江竟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钱。此后,张静江通过各种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在内的诸多有钱的亲戚都吸收到同盟会中,成为革命党的筹款对象。1920年,在孙中山授意下,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筹集经费。证券交易所赚的钱,大部分送到了广州,交到孙中山手上。

  据不完全统计,张静江赞助革命的银两总数超过110万两,相当于今天两三千万美元。

  孙中山为此感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民国后,为了报答张静江,孙中山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张静江却坚辞不就。到二次革命期间,当下野的孙中山处于风雨飘摇的劣势时,又邀请张静江出任革命党财政部长,这一次,张静江欣然答应。拒绝锦上添花,热心雪中送炭,张静江品行之高洁,由此可窥一斑。

  孙中山对张静江毁家纾难式的汗马功劳胸中有数,他一直把张静江视作最心腹的密友,他告诉党内同志:“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在南浔镇的张静江故居,有一副孙中山手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张静江因病回南浔休养时,孙中山特意介绍了一位德国名医前往南浔诊病,并托人带去这副对联以示慰问。

  对另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张静江则有知遇之恩。蒋介石在陈英士手下时,张静江很赏识他,经常接济其生活,并资助他去日本深造。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后,张静江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后来,正是张静江的力荐,蒋介石才得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要职。

  张学良易帜后,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并成立了建设委员会,张静江任委员长。其后,张静江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中,他先后新建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长兴煤矿、淮南煤矿;兴办了国际无线电台、江南汽车公司、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这些能源和交通方面的建设,无疑是一次次重要输血。1938年,当日军进逼南京时,张静江由汉口转香港赴瑞士养病,结束了他的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生涯。十年间,张静江仅用十几万元公款,就为国家创造财产超过五千万元。

  ……

  繁华事散逐香尘,南浔既是一座蚕儿吐出的江南雄镇,又是一片从丝出发的人文福地。以蚕桑为龙头支撑起的兴旺与富庶,百年后仍然能找到当年的佐证。那些雕栏玉砌的豪门大宅,那些曲径通幽的藏书楼,那些隐约尚存的优雅气质,无不传达出一个逝去时代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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