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城市变成人,广州会是什么样?
2020年10月16日 11:27:08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2版 【字号 】【留言】【打印】【关闭

  ▲“绣花功夫”改造后的广州老街永庆坊,留下了西关风情和城市记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卢汉欣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邓瑞璇

  假如你回到了西汉初年的广州,或许会是歌手张买的一个粉丝。他用越(粤)语唱的歌谣,清婉欲绝,连汉惠帝刘盈也被吸引,还把他召到船上演唱。

  假如你是一名爱酒人士,回到唐代,恰好碰上广州街边的酒铺开了一坛新酒。店家会在酒坛的封泥上钻一个孔,插入芦管,招呼客人们免费啜两口试味,称为“滴淋”。很多兜里没钱的酒鬼,眼巴巴就等着这个机会,使尽丹田之气,长啜两口免费酒,试完这家试那家,直喝得晕晕乎乎,当街当巷“?白鹤”(醉酒呕吐)。

  假如是在宋代,你兴许会和广州的男男女女一样,喜欢折一枝素馨或茉莉,簪在鬓角以作装饰。其实广州男人从汉代就开始簪花,宋代由于朝廷推动,簪花风气更是大盛。

  假如是在清代,海上丝路已经把Canton(广州)这名字,传到了欧洲乃至世界各国。茶叶、丝绸、瓷器、扇子、家具……珠江河道被往返的大大小小商船塞满,你或许也会和十三行的繁华盛景一同见证许多平凡人变身巨富的“神话”。

  假如你今天来到广州,在骤雨初歇的清晨,走进西关窄巷里的一家酒楼,一边叹早茶,一边听着邻桌谈论左邻右里、三姑六婆的是是非非,时间之流松弛得好像千年未变;而当你去到珠江新城,一座座建筑高耸入云,道路如网,车水马龙,似乎这个城市的面貌每天都在刷新,让人惊呼:“变化太大了!”

  “历史这本大书,就在这变与不变之间,一页页翻过去了。”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叶曙明在新书《广州传》里这么写道。

  历时两年的笔耕不辍,近60万言的《广州传》日前正式出版。为何要给广州这个城市立传?《广州传》想为读者展示怎样的广州?《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记者与叶曙明和出版方进行了深入探讨。

“写一座城市,就像写一个人”

  草地:为什么会想要为广州这个城市立传?

  叶曙明:我并不是现在才想到为广州写一部传记,这个想法有十几年了。我从1997年开始关注广州的历史,当时是因为世纪之交,很多媒体、出版社都在做“怀旧”这个题目,回顾世界在这一个世纪走过的道路,老照片就是那时流行起来的。广东有一家出版社当时约我写了一部书稿《广州旧事》,里面涉及广州的城建历史,商业区的变迁、建筑形式的嬗变、人们的生活习惯等。那时我对广州的了解其实很肤浅,掌握的资料也不多,写得很仓促。但这次写作,却触动我对广州历史的兴趣,好像打开了一个宝藏,我只是站在门口,捡了一些漏出来的碎屑,已经有一种“汪洋恣肆”的感觉。

  从那时起,我开始有系统地搜集与探索广州的历史,从先秦时代一直到当下。我发觉了解得愈多,就愈觉得了解得太少,愈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大海。所以我觉得在研究历史这件事上,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说法,是完全误导人的,你甚至永远不可能知道“全豹”是怎样的。到了去年,我觉得应该把自己对广州的认识,做一个“阶段性总结”了,于是就产生了写《广州传》的想法。它代表了在此之前我对广州这座城市的理解,也是对这么多年的资料搜集和思考做一个梳理。

  草地:“城市传记”这种文体相对较新,此前伦敦有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南京有叶兆言的《南京传》等,风格都不同,您是如何考虑书写广州的城市传记?

  叶曙明:我觉得写城市传记,就和写人一样,他要有独特的体型外貌、言谈举止、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要写出这些,这个人才能立起来。为广州立传,最大的难度,并不是考证某座房子几时盖的、某条马路几时开的,而是怎么把城市的性格写出来。首先我自己要能够理解这种城市性格。有一段时间,我家就能看到珠江,我每天都看着这条江无声地流淌,好像天天一样,又好像天天不同。慢慢地,我发觉用江河来形容广州,是再贴切不过了。平流缓进,不温不火,顺则有容,逆则有声,最后汇入大海。

  写城市传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要把握得住这个城市成长的节奏,而不仅仅是写出它的趣闻逸事。我早两年读过《伦敦传》,它确实把伦敦这座城市粗犷、浮躁、华丽的特征,写到了极致,让人体验到一种快要爆炸的张力。广州与伦敦相差甚远,广州文化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很少大起大落,大轰大嗡,也很少出现所谓的“华丽转身”,因此不仅在历史的细节上,而且在全书的整体结构上,都要体现出这种“一步一步上百步梯”的节奏感。

  草地:广州作为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国际化大都会,记载其发展历程与城市变迁的史书、县志,分析其对外贸易、文化传播、宗教环境等方面的论文、理论著作不胜枚举,《广州传》有何不同之处?

  叶曙明:《广州传》是构建在大量的史书、典籍、文献记载之上的,但它并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广州史,而是以文学的笔触,从居住在广州的普通人视角,去观察、记录这座城市,透过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去反映这座城市的生存状态。这是一本文学传记。

“我经常想象自己生活在当时,每天在街市里逛来逛去”

  草地:您理解的广州是什么样的城市?想通过《广州传》让读者看到怎样的广州?

  叶曙明: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没有一座是雷同的。为什么我说是“传统意义上”呢?因为我指的是在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那时资讯流通不发达,人口流动的规模也不大,每座城市几乎都是从本土的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成长起来的,是在独特的山川土地上,经历千百年孕育出来的,所以它们都各有特色。所谓“千城一面”的雷同,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不仅城市外貌,而且文化、商业等,都有同质化的趋势。

  在这个传统意义上,我认为广州与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它的地理位置,背靠五岭,面朝大海。它不是背靠大海,面朝五岭,而是反过来。五岭之隔与辽阔大海,决定了广州的文化特质、经济特点,是走向海洋,而不是走向土地的。二是它的城市性格。城市中心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屡建屡毁、屡毁屡建之后,居然能够坚守不变。两千年前在那里,今天还在那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两千多年来,每逢天下大乱,都是只有北方人逃难南下,极少有广州人逃难北上的。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难以解释的韧性。以前说广州文化,多注重它的灵活性、包容性,却比较少关注它的韧性。在《广州传》中,我很希望能够展现出广州人“打不死”的这种特点。

  草地:您从什么角度来写广州?

  叶曙明:我在写《广州传》时,把重点放在两个阶层上,一是平民阶层,一是士人阶层。我写官员不多,他们来来去去,两三年换一轮,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士人与平民却基本上是扎根本土的,在本地成长起来的,他们才是决定这座城市性格的关键元素。

  我尽可能讲那些普通人听到、看到和经历的事情,而不是帝王的起居注。即使在讲帝王将相的故事时,也尽量采用当时民间的流行看法,老百姓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对民间有大影响?民间是怎样评价的?而不是照搬一般官史里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时,我经常会想象自己生活在当时,是一名每天在街市里逛来逛去的人,我会听到什么?我会看到什么?但这本书又是非虚构的,不能胡编乱造,我力求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尽管这个出处未必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古书里也有太多谬误了,但我至少要觉得这个细节符合逻辑,才会采用。

  草地:书中一共有四条主线,城市形态、经济形态、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变化。您用很大的笔墨写了广州的文化,提到在明朝时“广州俨然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其实在大众的印象中,广州一直以来是一个开放的商贸城市,但是文化较少被关注。您想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

  叶曙明:广州的文化发展,应该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去观察,才会看得比较清楚,而不是单纯比较你有几个大师,我有几个大师。先秦时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黄河流域,两宋时慢慢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到明清时,转移到了珠江流域。这清楚地反映了向南移动的趋势——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从黄河向长江的移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有关;从长江向珠江的移动,与西方国家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有关。到最后,中国必然要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想倒回去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从高原向大海转移的过程。明清以降,广州就处在这样一个走向海洋的枢纽位置上。

  有人说广州虽然经济发达,文化却是一片沙漠。这是对文化的无知。人类历史从来不会有经济很发达,文化却是沙漠的情况出现,任何地方都不会。文化是通过流动产生的,人口流动、商品流动、资讯流动,只要有流动、有交流,就会产生文化。一条村与一条村的交流,也会产生文化,但那是“小文化”。交流的规模愈大、愈频密,文化发展程度也高。明清时代,广州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联结着全世界,怎么可能没有文化呢?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争论广州有没有文化,而是怎么把当时的文化状态,呈现给我们的读者。

跳出史学研究“圈圈的局限”

  草地:您一直以来专注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写过很多与广州历史相关的作品,《广州传》与之前的作品有哪些不同?

  叶曙明:研究历史的人,容易有一个毛病,就是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范围内,或研究民俗,或研究建筑,或研究戊戌变法,或研究辛亥革命,互相是隔膜的。写辛亥革命的人,不会很在意当时的民众是怎么过年的,粽子是怎么包的;写七月七拜七姐乞巧的人,也不会在意梁启超说过什么、李鸿章做过什么。好像是两个平行世界,互不相干。作为学术研究,也许专一比较易出成果,但我希望能跳出圈圈的局限,以民间生活为主轴,把宏大的历史串起来,互相打通。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草地:您提到《广州传》书后所附的80多本参考书目不及您所读有关广州图书的百分之一,如何从这么多的史料、文献中选择准确、合适的史实,并勾勒出生动的细节呢?

  叶曙明:史籍的记载,经常会有互相矛盾、真假混杂的情况。我不能说我选用的史料,就一定是正确的,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错漏,它只能代表我目前拥有史料的数量与辨识水平。我选择史料的要求,一般是多看几本史籍,互相印证,有些是孤证的,就只能通过看它是否符合逻辑来判断。

  逻辑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两广地区很多带“罗”字的地名,是先秦时季连部落罗氏族人逃难经过留下的印记。这种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能从逻辑推理:两广带罗字的地方多不胜数,当时罗族进入两广地区能有多少人?两百人?三百人?他们有没有可能走过这么多地方,而且都以他们的姓氏命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有违常识的,所以我否定了这种说法。

  面对史料,如果无法证实时,就应该相信常识,相信逻辑。在逻辑上站得住脚的,就不妨使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有违常识的,就算有再多人引用,也要打个问号。书中有多个地方,就是采用逻辑推理的办法,否定了前人流传很广的说法。

  写作时,最难就是挖掘民间生活的真实状态,时间愈久远,资料愈少,像先秦时代,往往只能靠考古的发现,去推敲、想象,还原场景。当然时间愈近,就愈顺手了,资料丰富。尤其是民国以后,有很多报纸还可以查到,上面记录了大量民间生活的情况,可以把你完全带入到那个时代,真切地感受到普通人在大时代变迁中的喜怒哀乐。

  草地: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叶曙明:我从1997年开始对广州历史的探索,资料从那时起一点点积累起来,我也是从那时起开始走街串巷,到处寻找广州城市变迁留下的痕迹。

  以前常听人说,在中国西北地区,随便一脚,都可能踢到文物。这是一种很骄傲的说法。广州有两千多年建城史,文物本来也应该比比皆是,但以前广州人确实不太重视保护。大约在2008年前后,我到市区一条巷子寻访,在一户人家门前,发现有一块铺地的麻石条,上面从右往左刻着“象牙会馆”四个大字。

  广州从唐朝开始就有十分兴盛的象牙贸易,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象牙会馆是清代从事象牙贸易的商人组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证物,但被居民用来铺路,每天人来人往。有个街坊看见我蹲在地上看那块石匾,还特意走过来用脚蹭蹭说:“这块石很古老了,你看上面刻着‘馆会牙象’。”他们是很缺乏文物意识的,这怪不得他们,以前的宣传还是不太到位。还好,这块石匾后来被文物部门挖走保护起来了。现在人们的文物意识强多了。

广州需要属于自己的传记

  为一个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立传,无疑需要有敢写敢言的勇气和精心策划的细致。

  想法产生之初,《广州传》责任编辑汪泉为找到合适的作者颇为苦恼。“我拟定了几个标准,谁占住了,谁就或可为广州立传,我就做这个责任编辑。”汪泉说,第一条,他(她)需要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因为一个作家能创作无出其右的作品,大多是关于其故乡的;第二条,此人须是一个成熟作家,有经典的代表作,在业界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关注度;第三,此人还应是一位文史兼具的文史学家;第四条标准是这位著作者年龄应该在60岁以上,这意味着具备了相应的人生感受和经历。

  “叶曙明是《广州传》最适合不过的人选。”汪泉说。20世纪80年代,叶曙明曾是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后改写历史类题材,围绕中国近代史和广州史书写过《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旧事》等作品,他也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为一座城市立传,就如为自己的亲人立传。尤其是像广州这样一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需要写的太多了,其叙述方式,以及作者、文本与城市的距离如何把握,至关重要。”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州传》出版人肖风华说,在书中,叶曙明怀抱着对这座城市的温情与爱,却又控制住了过分强烈的情感,以文字轻柔地抚摸过这个城市的每一寸民生肌理。这种民生史观,就是再现百姓的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就是写给普通老百姓读的——写出广州的气质与灵魂,展示其文化精髓。

  “读过《广州传》就会发现,这本书画面感很强,百姓的生活、喜怒哀乐一一再现,如同文字版的广州《清明上河图》。”肖风华说,出版这本书的意义,除了梳理城市的发展脉络、展现城市的灵魂,也希望生活在这座城的每一个人读了这部书之后,都可以从2200多年的历史中找到曾经和当下的自己,更加熟悉、热爱这个城市,从中得到在广州生活的意义和理由,甚至能够思考行走的人生之路上缺乏的是什么、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值得慰藉的是什么。

  肖风华透露,《广州传》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广东人民出版社还将出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传记系列”以及国内部一些比较典型的城市传记,如《中山传》《潮州传》《佛山传》《凉州传》《成都传》。从对一个城市立传,进而为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立传,既是书写地方性记忆、展示大湾区整体形象,更是在聚合大湾区的城市文化、引导大湾区整体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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