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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新闻人的自我修炼:如何专注而执着地做好一件事
2018-06-19 16:02:26 来源: 《中国记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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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中文系毕业,却长期从事财经报道、评论工作,并在《中国经营报》开设每周专栏“财政思想史”8年多,多篇文章被权威期刊摘编或引起重大反响,在《甘肃日报》刊发的一篇评论还获得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文字评论一等奖(本刊2017年第11期刊发有心得文章)。梁发芾同志的业余学习、钻研、实践经历,可以为青年记者提高业务修养提供参考,即如何增强定力、保持毅力和提高能力。

  □ 文/梁发芾

  梁发芾

  《甘肃日报》评论部副主任、高级记者

  一、找到个人认识世界的切入点

  我1989年北大中文系毕业,1992年进入媒体,在《甘肃经济日报》工作,从事副刊编辑。中文系毕业,在报纸做副刊编辑,大家都认为专业很对口。做了三年多副刊编辑后,工作调整,报社让我去做跑财贸口的记者,后来又让我从事评论工作。我深感此前所学知识远远不够,为了把工作干好,必须从头学习经济学知识。上大学时,最感兴趣的是文史哲类人文科学,对经济学最没有兴趣。为了工作,我不得不买来一大摞经济学专著,从头学起。

  2000年,我调动到另一家报纸《甘肃日报》,在专刊部从事民生类稿件的采写。 这时候,互联网蓬勃发展起来,网络论坛非常热火。我很快喜欢上了网络,成为搜狐网“搜狐星空”、凯迪网“猫眼看人”等论坛的活跃网友,并且得到这些论坛评选的奖项。在这些网络论坛,网友们谈论的主要是公共事件、公共话题。虽然我以前学习过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但不够扎实,不够专业。我觉得,要弄懂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百姓的关系等等公共话题,财政税收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从此,我开始了对公共财政和税收知识的系统学习。我首先系统地学习财政税收的一般理论和知识。为了弄清楚中国古代国家抽取资源的方式和人民对国家的实际负担,弄清楚古代国家和人民的真实关系,了解古代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需要深入学习财政史。

  好在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历史著作,《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都通读过,大学时学习的重点又是古代汉语,阅读古代文献并无障碍,转而学习财税史并不困难,于是恶补中国财政税收史。能够买到的中国财税史著作,都统统买了,买不到的,也通过网络下载电子书等方式,尽可能搜集到手。历史著作中的历代“食货志”,《通典》《通志》以及《文献统考》之类古代典章制度文献有关财政税收徭役的内容,也都认真地研读。当代财政大家如梁方仲、黄仁宇、李锦绣、张咸泽、郑学檬、汪圣铎等人的财政赋税史著作都想方设法找来一遍遍阅读。

  在学习中了解到,公共财政和税收理论学说都来自西方。税收问题在西方历史上引起的纷争影响非常重大,税收博弈是西方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无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美国革命,都与税收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西方历史上围绕征税、纳税和用税的博弈塑造了今日西方的政治制度,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相当丰富的赋税思想学说和理论。如果不了解这些,是不能真正理解财政税收的思想理论,也不能准确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甚至也无法准确理解今日的很多公共问题。但国内出版的西方财政税收历史著作很少,而公债和国债等都起源于西方,在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的出版物。我搜集资料的能力一向比较强,感谢万能的互联网,我在网上搜寻到大量西方财政税收公债之类的英文资料。又好在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放弃英语,这些资料给我提供了极大帮助。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说:“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财政税收史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这个世界,以前确实是我从未涉足也从不关心的领域。通过对财税史的深钻细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了解到改革的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我在财税史里面找到了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把钥匙。

  二、《中国经营报》的信赖给我信心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公共财政、税收的知识和理论,初衷是在网络论坛上的发言更为专业,但是多年过去,当我对财政税收有更多知识见解的时候,网络论坛已经衰落。

  于是,我开始给媒体写财税类的时事评论。《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以及《中国经济时报》是我投稿的重点。我的评论常常在“青年话题”的头条或在“冰点时评”栏目刊登。预算公开、阳光财政、税制改革、个税和房产税改革等等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关注的重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门户网站往往进行转载,我也获得小小的成就感。

  2010年初,《中国经营报》编辑马连鹏先生在我的博客后面留言,说他看到我在《中国青年报》上有关财政税收的评论,有些评论不但讲现实,还延伸到历史,很有厚重感,想请我给《中国经营报》撰写专栏。

  第一篇写给《中国经营报》的文章是《预算公开百年梦》,发表于2010年的2月27日。 清末新政时,曾经试办了宣统三年(1911年)的预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在中国财政史上别开生面,其成败得失,在百年之后,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公共预算改革,仍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但百年前建立预算的努力,在中国财政史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文章发表后,《中国财政》杂志的编辑看到了,向我约稿,要我就清末试办预算一百周年写一篇史话类的介绍性文章。经过充实, 我又写了《清末西方预算制度在我国的传播与建立》,发表在《中国财政》杂志2010年第9期。

  《中国经营报》给我的专栏名是“财政思想史”。写了几期 ,我觉得相当难写。因为报纸作为新闻纸,所发表的文章要有时效性,有现实热度,一般总要从新闻由头说起。有些新闻事件可能与历史上的财政思想相关联,有些则关联不大。所以,几期后我就感觉无以为继,只能暂停。马连鹏先生打电话问为什么没有继续,我实话告知。马连鹏说,也不一定都是写财政思想史 ,与财税史有关的财税事件都可以写。我与马连鹏先生素不相识,他这么信任,不敢辜负。于是我放下包袱,认认真真,每周写一篇。

  我在《中国经营报》所写的内容,主要围绕现实财税热点问题,有些结合到财政思想史,有些关联到历史上大致有关的财税事件,有些文章则纯粹就是现实评论,也不一定与历史关联。有时候,针对一些重大的财税事件,马连鹏先生还邀请我为报社撰写社评。

  《中国经营报》是周报,在下一期出版之前,一般是星期二左右,马先生总会给我发一个短信,说本周继续赐稿。在两会出特刊或国庆春节放长假这样的情况下,马先生就会发短信说不必写稿。有时马先生会来信提醒某个话题已经有人写了,不必写。这样过了大概五年之后,马先生从《中国经营报》辞职了,他特意给我短信,说以后稿件写好直接传给主编陈伟先生。此后,一直如此。至今,我与陈伟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在每周星期三之前,总按时把稿件传过去。《中国经营报》很少对我写什么具体提出要求,这给我很大的写作空间和自由。由于《中国经营报》对我的高度信任,这个专栏已经坚持不懈地写了八年。

  三、写作过程也是深化学习的过程

  八年中,每周星期二或星期三的晚上,我都要坐在电脑前,给《中国经营报》写文章。这几乎成了一个习惯。

  写过专栏的人都知道,定期给报刊写专栏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是始终要保持一种责任和诚信。以前曾读到著名作家程乃姗谈在香港写专栏的事,说在香港给报刊写专栏,版面空出来等你,天塌下来也得按时交稿,否则就没法混了(大意如此),印象深刻。多年来,我也曾给《深圳商报》《中国经济时报》《新快报》《新理财》杂志等写过专栏,但一般就是一两年的样子。但给《中国经营报》的专栏写了8年。这个专栏,既是《中国经营报》对我的最大信任,也是对我的最大挑战,对自己定力、毅力和能力的挑战。

  我把写好这个专栏当成日常功课。期间,我在甘肃日报社的工作从专刊部调整到评论部,出差很少,工作比较规律,本职工作完成后,能够静心读书、思考、研究、写作。如果遇到出差,我就把专栏稿提前准备好,在出差的过程中继续琢磨修改,在截稿之前发出去。我作为一介书生,平时本来也没有什么应酬,如果有什么应酬与写稿冲突,能推的推掉,能调整的调整,总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耽误专栏文章的写作和交稿。

  每篇文章,都需要精心准备。翻看有关新闻,确立选题,查阅大量有关资料和文献。每一篇文章,都力求提出新观点,寻找新角度,运用新材料新数据,力求不但有新意,而且有丰富的内容,有一定的思想厚度;力争说古道今,打通古今,打通中外;力求写得通俗易懂,尽可能少用生涩的专业术语。随着写作数量的增加,写作难度也在不断增加。最初一篇稿件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但现在一篇文章需要准备两三个晚上。因为很多问题,很多话题都已经说过,以前没有涉及过的新话题越来越少。写老话题必须要有新角度新观点新材料,写从来没有涉及过的新话题必须要有新知识新思想,如果不继续学习积累,就无法扩展内容。显然,专栏写作必定是越往后越难写。这是最严峻的挑战,倒逼我边学习边写作,不断挖掘下去。

  比如,在起初写作的时候,中国的《预算法》尚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地方债问题还在暗流之中。之后地方债问题不断加重,而修改后的《预算法》也对地方债做了有条件的允准。于是,地方债成为近些年财政的重点问题之一。地方债问题逼迫我从头研究公债问题,研究中国的公债史尤其地方债的历史。

  写作中,也要涉及一些金融学、投资学、金融史的内容。虽然精力有限,不能再像对待财政税收这样投入全力了,但基本的情况也要了解。于是也花过不少功夫阅读货币金融和投资之类的专著。在西方历史上,财政与金融本来是非常紧密地夹杂在一起的,学习财政史而不过问金融史本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这方面的内容非常高深,在这些领域虽有涉足,但没有就这些内容写过文章,我对此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谦卑。

  四、反响就是鞭策和褒奖

  十多年来,在以《中国经营报》为主的媒体发表了大量较有深度的财税类评论,不少引起一定的反响。我把这些反响,都看作是对付出的褒奖和鞭策。

  8年来,我在《中国经营报》总共撰写两百多篇专栏和一些不署名的社评。主要内容是财政、税收、公债、社保等,采取的是民间立场和民间视角。8年时间的两百多篇文章,见证了中国财政改革发展的历程。

  在《中国经营报》的文章,有数篇被《新华文摘》的“论点摘编”摘登。有一次,甘肃省委党校的一位教授打电话给我,一再追问《新华文摘》的一篇署名和我相同的人写的原文发表在《中国经营报》的文章,是不是我所写。我让他念一下内容,原来正是我在《中国经营报》的有关转移支付的一篇文章。后来,还偶然看到我发表在《中国经营报》的有关土地出让金的文章也被该刊“论点摘编”摘登。

  社保问题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早先曾在《中国青年报》写过有关延迟退休问题的评论。2012年,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组的林圆圆打电话给我说,节目组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发现很多人对于我有关延迟退休的观点非常认同,决定邀请我作嘉宾,参与录制节目,现场辩论对延迟退休问题的看法。但那时候我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机关单位与企业退休待遇的双轨制问题,对于延迟退休不再特别关注,不想参加节目。节目组对辩论内容做了调整,劝我参加节目说说我的看法,并订好第二天去北京的机票。上场前,林圆圆告诉我,这档节目的尺度完全放开,不要有什么担心,现场尤其要主动发言争论。现场争论十分热烈,但我一直习惯于平时斯文谦让的为人风格,怯于主动争抢话题,一些想法没有来得及说出来。

  对于养老双轨制问题,后来国家作出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也要实行社保制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这被解读为养老制度的并轨,我又写了《养老保险制度只是改革难称“并轨”》予以分析(2015年1月26日 )。此后有一天,《一虎一席谈》节目组再次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节目,就曾经在该节目辩论过的养老制度并轨录制一期节目。由于时间紧迫,再加对于电视辩论这种方式并不擅长,就拒绝了邀请。此后围绕社保问题写了不少文章,从名义账户制、做实个人账户,到划拨国资、养老金入市、企业年金、税收递延,一路紧盯不放,留下自己的思考,最近一期仍然是社保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税收优惠政策需慎重选择》(《中国经营报》2018年1月13日)。

  各种反响中,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比如转载时刊发媒体被弄错、署名被抹掉等。

  现在回头看,8年时间在《中国经营报》发表的两百多篇文章的观点并不全对;有些问题的建议和对策,不够成熟甚至缺少可操作性;有些预测和分析,也与后来发生的事实不合。但是这些文章体现了我对中国财政税收现代化改革的独立思考。财税改革仍然是中国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内容。我努力写好这个专栏,既是为了回报《中国经营报》的信任,也是证明自己有定力有毅力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更是为了对中国财政现代化进行鼓呼,作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评论者应有的微末贡献。

  2017年第27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加减法并举》(发表于《甘肃日报》)荣获文字评论一等奖。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央大政方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宏大主题,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地作出评论,这完全得益于我长时期对于财政经济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得益于我长期专栏写作练就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这是对我十余年专注、执著、锲而不舍写作的肯定和奖赏。(作者是《甘肃日报》评论部副主任、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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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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