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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与前行:2017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媒介治理
2018-06-21 09:38:46 来源: 《中国记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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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2017年,社交媒体影响下媒介环境的变化给媒介治理带来诸多困境。本文从三个维度聚焦2017媒介治理的发展情况,探讨媒体在治理能力提升中的责任与担当。本文是《中国记者》第1期回顾展望专题来稿的延续。

  关键词 社交媒体 公共治理 网络空间 媒介环境

  □ 文/苏丹 王洋 薛金丽

  苏丹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2017年,中国手机网民的规模继续增长至7.2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6年底的95.1% 提升至96.3%,[1]移动网络的主导性地位进一步增强。各媒体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用户注意力争夺战,全球媒体变革的主战场不止停留在新旧媒体的博弈层面,新媒体本身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移动媒体全面向市场展开、互联网的深度发展彻底改变了以媒体机构为主导的媒介生态。[2]而在新闻生产领域,媒体数量不断增加,新闻生产模式不断更新,用户获取新闻信息的媒介边界在不断弱化,社交媒体在新闻获取和传播的过程中影响力不断扩大,[3]进而对整个新闻传播生态与媒介的社会治理功能发挥产生影响。

  一、部分社交媒体带来的媒介环境

  继“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选择作为2016年度词语之后,“假新闻”(fake news)又在2017年被柯林斯词典点出。一方面,这两个年度词语说明媒介作为感官的延伸,在人们生活中逐渐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强调了过剩信息对于人类文化和理性发展的危害,面对如今的新闻传播环境,我们也不禁怀疑,信息还能为人们生活减少不确定性吗?另一方面,这两个词语在西方社会的流行与政治颇具关联,在中国,可否找到它们发挥作用的合适语境?我们认为,2017年社交媒体已然将“后真相”带到大家身边,并在型塑媒介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社会治理的困境:

  困境一:情感先行下真相的消解

  2017年,“后真相”作为批判性话语频繁出现,代表过度诉诸个人信仰和情感而忽略客观事实的倾向,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媒介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传者即受者的传播环境下,用户有了解读信息、传播信息的主动权,他们凭自己的情绪或价值取向转发评论或二次加工,通过在社交平台进行传播,使新闻自身产生改变,形成与现实有距离的“拟态环境”。

  困境二:快速发布中核查的缺位

  社交媒体的兴起使传播主体更加多元,传播格局更加复杂。同时,碎片化传播的特点让还原事情真相变得困难,人们注意力的弥散与核查事实的成本提升构成了深刻的矛盾。可靠信息来源与调查方式的缺失,使反转新闻成为社交媒体舆论的一种独特景观。在清博舆情梳理的2017年十起网络舆情反转案例中,“12岁女生谎称遭老师强奸”“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幼儿园虐童案”等事件在发生时均引起巨大反响。一系列 “反转”新闻反映出“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标准在某些传播中的转变:时新性向实时性转变;显要性向实用性转变;接近性向亲近性转变;趣味性向媚俗性转变。[4]反转新闻的产生不仅使得新闻真假难辨,而且严重冲击媒体公信力。同时,反转新闻中不同立场的拥趸者会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利益呐喊,却缺乏相互理解和包容,很容易造成群体对立,也易将某个具体事件上升为群体冲突。[5]

  困境三:诞生“茧房”效应的技术悖论

  算法技术使新闻聚合平台成为了更便捷的新入口,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是全方位的,互联网服务特别是社交媒体根据用户的个人特征、行为和社会关系,“过滤泡沫”做出个性化内容定制,人们会习惯性地将自己包裹在由兴趣引导的信息中,从而进入“回音室”。我们倾向于在网络中确信已有意见的事实,事实和观点已经不再泾渭分明。

  二、三个维度分析2017媒介治理

  所谓“后真相”时代,“情感”先于“事实”的价值判断本身已令人担忧,而这种取向也为虚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纵观2017年,面对后真相与假新闻对新闻传播生态的威胁,可以发现各方主体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本文从三个维度进行梳理,试图勾勒2017年媒介治理的发展图景。

  维度一:理性规制,国家层面的治理创新

  1.十九大报告提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2.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列入工作要点

  2017年4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工作要点》正式发布,《工作要点》明确指出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认真贯彻党中央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全面加强人大新闻舆论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精心组织代表大会和常委会会议的新闻报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人大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风采。加强人大新闻发布工作,妥善回应社会关切,把握舆论引导先机。

  3.“十三五”规划对传媒工作的展望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定了行动目标:到2018年,网络文化服务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比重明显上升,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到2020年,形成一批拥有较强实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和网络文化企业,优秀网络文化产品供给和输出能力显著提升。并确定了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大力发展网络文化市场等具体措施。

  4.《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充分体现了信息化发展与网络安全并重的安全发展观。对于网络舆论环境的规制具有重要的约束和指导意义,为切实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坚实新闻传播舆论阵地提供了有力支持。与《网络安全法》同日实施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使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进一步规范和健康发展。《规定》提出,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5.专门领域的法规推进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作为我国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第一部促进产业发展的法律,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将编造、散布、传播虚假食品安全信息的行为认定为食品安全信息欺诈,其涉及的对象不仅有单位、个人,还包括媒体。值得注意的是,《办法》中强调了协同治理的理念,指出治理食品安全谣言不仅需要法律,还要建立监管部门、科研机构、公众传媒、科学家和产业界的协作机制。

  维度二:价值重塑,专业主义的伦理讨论

  有学者指出,新媒体的技术赋权不仅使新闻线索采集者身份构成发生改变,信息数量急剧增多,也使一些新闻工作用核实进行约束的原则逐渐让位,新闻核实在时间上压缩,从新闻生产环节上被取消。而更为深层次的危机是,后真相时代的公众不再以真相作为自己观念和行动的起点,代之以体验诚意和狂欢。“新闻游牧者”以自我为中心,在多个平台间切换,找到需要的新闻。推送感兴趣新闻内容的算法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忘记了真相。反转新闻,很少人思考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没留下教训。[6]

  面对“后真相”时代频繁发生的媒体伦理失范事件,学界在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的回归和重新定位。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专业和业余、理性和情感、记者和非记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在互联网环境中继续?新闻专业主义需要在互动的新媒体形态下重新建构,要站在一个理性、客观、中立的主持人角色,促进大家的理性表达和相互认知。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新闻专业主义,既要看到它的不足与理想的色彩,也要看到它的坚守和意义。[7]

  新传播环境下,我们提出不仅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更要将它们与变化着的现实情境相勾连,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激发我们建设更加民主和理性原则的公共生活,打造一个多元和开放的前提下更加心平气和、更加公正而且稳定的社会。[8]

  维度三:公共讨论,媒介视角下的协同治理

  2017年11月,许多媒体人的朋友圈被一份《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刷屏,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曹艳辉博士在报告中提到全国新闻调查记者的人数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数字。这不禁令人想到近年媒体人的离职潮。我们对2017年传媒领域引起业界与学界关注的新闻事件与重要活动进行了观察。一方面,在2017年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新闻事件中,专业媒体能够主动承担起引导舆论回归理性的使命,在例如“榆林产妇坠楼”“船员跨国讨薪维权”等事件中快速反应、坚守责任,做出了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专业媒体也在促进行业自律、重塑媒介伦理、履行媒体社会责任等方面积极发挥引导作用。2017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媒体版权保护联盟”并发布《中国新闻媒体版权保护联盟宣言》;9月1日,全国首个省级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在浙江省成立,并通过《浙江省新媒体自律公约》,为新媒体行业自律树立规范和参照标准;9月17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腾讯网和腾讯内容管理办公室联合举办“移动互联时代的内容传播与社会责任高峰论坛”,并发布《腾讯网媒体社会责任报告·2017(上)》,为新媒体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分析标准。

  更重要的是,自媒体与专业媒体也呈现出更多互相协作的新闻推进模式,通过逐渐明确定位、转变传播功能,显露出在事实核查中的强大能力,促进了理性公共空间的建构,让我们看到了群体极化转向群体智慧的可能性。《南方周末》的报道《刺杀辱母者》使“于欢案”掀起了舆论热潮,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全国网民的关注与理性讨论,最终通过法庭上的博弈而息讼止争,弥合舆论撕裂,凝聚社会共识。魏永征教授基于对“于欢案”中舆论变化及引导的诸多特点研究,指出网上极化现象不可避免但并不可怕而且是可以克服的。[9]

  三、2018媒介治理中的媒体责任

  回顾2017年中国的媒介治理,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之中,依然有以上几条线索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前,公众对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公众媒介素养仍然堪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把握媒介发展的主流趋势,结合中国语境和社会需求,有效治理媒介舆论和信息传播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推进媒介善治的重要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的贺信中谈到,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在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的同时,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0]面对后真相现象的挑战,媒介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首先需要更加确定信源、注重细节、保持警惕。在坚守信息伦理和公共治理观念的基点上,坚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真正构建新时代良好的媒介生态和信息秩序。

  2018年,持续推进的科技、资本与传媒的深度融合将为媒介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立足前沿科技、规范传播手段、履行社会职责、建立公共信任、贴近民众多元需要,围绕党和国家进入新时代的节奏不断优化发展路径成为媒体的使命和职责。(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7年8月

  [2] 方兴东,陈帅,徐济涵,夏鸿许,祎玥.2012—2017年全球新媒体发展特征[J],2017(11)

  [3] 李良荣,袁鸣徽.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新业态[J],新闻大学,2017(3)

  [4] 易艳刚. “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 青年记者,2017,(04)

  [5]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7年上半年舆情分析报告[R].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7/0710/c209043-29395003.html,2017年7月

  [6] 南塬飞雪,胡翼青. 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J]. 青年记者,2017,(16)

  [7] 吴飞, 孔祥雯. 反思新闻专业主义[J]. 新闻记者, 2017(10)

  [8] 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10)

  [9] 魏永征.群体智慧还是群体极化——于欢案中的舆论变化及引导[J]. 新闻记者, 2017(11)

  [10] 习近平致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的贺信[z]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108/c1024-29634919.html,201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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