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的登记系统,虽然出发点非常好,但却犯了中国传统的避讳文化的大忌。因为“死”虽然是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但在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不能理解,所以就产生了恐惧心里,逐渐发展成避讳文化,把不吉利的词语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人要是听到不吉利的词语,似将会遇到各种厄运。这种心理的实质,仍然是语言灵力观的反映,好像语言有灵力左右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变化。这种避讳心理尽管没有科学根据,但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我们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时,如果能够适应这个现实,则会比较顺利,如果无视这个现实,甚至和这个现实迎面相撞,就会遇到各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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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驾照时进行捐献意愿登记，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澳大利亚的驾照持有者约80％都愿意签署，在英国这一比例约为45％。但是国内公众还是不很明白：为何单单要在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毕竟，在我们的文化里，刚拿驾照就被要求考虑万一出车祸死亡，这是很让人忌讳的。似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开车遇意外死亡的几率最高；还有人说，应该在公务员考试报名和官员晋升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其实，公众最担忧的还是会不会“被自愿”。假如这一选择与官方政绩或者驾照申领机构经济利益挂上了钩，不填愿意捐献器官，考官就格外关照给小鞋穿，那可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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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可能阻碍器官自愿捐献的难点，并不在于经济的问题，而在于传统的观念。要让自愿捐献器官能得到有效的普及，破除观念的误区尤务重要。应当意识到死亡与生命是与生俱来，有生必有死，死亡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事情，在生前谈论死亡，并不晦气，反而让人能更加珍惜生命。其次，死后捐献器官的行为，不应当理解为对死者的不尊重，反而是公民本人生命的延伸，为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自己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体现与延续，是对生命的更加尊重。我认为，官员、名人等社会精英，理应在弘扬文明上做出表率，带头登记自愿捐献器官，引领社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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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对器官捐献爱心和理性抱有足够的信心和信任的话，那么长远来看，人们主动自愿选择器官捐献这方面的前景，应该不值得过分担心。而真正值得让人担心和忧虑的是，我们与器官捐献相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品质，是否值得捐献者放心托付、能够赢得他们的充分信任？ 显然，如果今后我们的器官捐献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品质，仍然停留在“无偿献血”的阶段，那么，即便国人并不缺乏主动捐献器官的爱心和理性，器官捐献登记的前景也不会真正令人放心。据此前媒体报道，由于担心捐献器官“被作为商业用途、收取巨额器官费用”，在广东江门，六成的捐献者中途反悔撤回捐献。 就此而言，“申领驾照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不仅是器官捐献的公益爱心、公共理性的一种考验，更是配套这种爱心和理性的相应公共服务能力和品质的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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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器官捐献虽然遵循的是自愿原则，但在领驾照的时候要求人家登记，这就犯了人家的忌讳，会让人家感觉到不吉利。人家还没有开车上路，就埋下了阴影，这显然是不符合国人的心理，会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抵抗力，从而影响捐献的积极性。要想使人体器官捐献走得更远，显然，将眼睛盯在申领驾照上，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少：比如立法，以法律保障器官捐献的正义性；比如制度保障捐献者的利益补偿；比如信息公开，保证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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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峻，但如何有效推动却需审慎考量、妥善进行。 器官捐献涉及极为重要的伦理问题。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家属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这种传统的人伦情感，以及看待与处置身体器官的方式，需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因此，器官捐献应特别注重自愿，应把自愿作为铁律。 器官捐献涉及器官的分配和使用，同样应审慎对待，以公开透明做到公平分配，合理使用。即使自愿捐献者多了起来，但仍然不可能完全满足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这就需要一个公平的分配机制，分配给最急需的患者，而不是按照其他某些标准分配。尤其应当避免的是，捐献的器官成为相关机构牟利的“资源”，这不仅亵渎捐献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会严重挫伤人们自愿捐献器官的积极性。目前，我国还没有人体器官捐献的立法，推进器官捐献事业，构建器官捐献体系立法不可或缺，应当通过立法来保障器官捐献事业的稳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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