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邦联构造上的主要和根本缺陷就是，立法只能规范各州或者各州政府，只能规范它们的团体或者集体的地位，而无法规范到各州的个人身上。如果我们依然拥护那种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方案，那么，我们就必须使联盟的权威延伸到公民个人的身上，因为个人才是政府固有的最好对象”。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联邦党人文集》，1788年）
在前面的文章里，谈到了现代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所具有的三个要素，即：强大稳定的中央、自由活力的地方和规范化的协调机制。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二百多个国家中，能够真正同时做到以上三点的国家只是少数。西方世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率先迈入现代社会，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一般也认为当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其中央与地方关系较好地满足了以上三点。显然，中国试图完善未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必然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将对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些梳理，以弄清相关的制度安排是怎么来的、目前又呈现出怎样的具体形式。首先要分析西方中央与地方关系背后的观念系统如何演变，然后在历史过程中探究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变迁，指出其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最后对目前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度安排进行一些探讨。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个人权利和相关制度安排的确立
从根本上看，当今的西方文明来源于超越层面的两大传统，即希伯来的“救赎”传统与古希腊的“求知”传统，它是这两支传统互相融合后的产物。西方在希伯来救赎和古希腊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的支撑下，和现实的历史条件相作用，最终形成了基于个体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体系。在这种文明传统和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是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参见麦克法兰（2013）《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页）。
现代西方社会的各项制度是建立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然而个人权利的概念，却并非完全是近代的产物，早在中世纪欧洲社会已经非常个人主义了，它早于欧洲国家建设的开端，比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更早了数个世纪。英国的个人早就拥有了生前任意处置财产的权力，而无需再得到相关亲戚或家族的同意，这与其他传统社会迥然不同，在传统社会中财产权更多是指家族等共同体的权利而非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权利。欧洲社会个人主义传统的产生起源于多种因素：欧洲社会早期经历了蛮族征服和战乱，使得传统的家族和亲戚关系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个人不得不投身于庄园向封建领主以契约的方式寻求保护。在欧洲传统社会，封建主义的本质就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仅仅是以服务交换保护。而教会在推动个人主义传统形成上也起到关键作用，出于强化信仰和教会自身利益的考虑，基督教倾向弱化甚至打断纵向的血缘关系，耶稣宣称，“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人，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子女超过爱我的人，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此外，缘于日耳曼民族的骑士文化也为欧洲个人主义传统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尽管个人主义传统早已存在，但欧洲国家要形成“以个人权利为正当”的观念，并以此原则来构建国家的制度安排，却是进入到现代社会才会发生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社会仍然是一个在统一的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社会有机体，欧洲封建社会的状态就如韦伯所描述，“各式各样的行业和社会等级是按天命注定的，其中每一种都被分派了神所期望的、或为客观世界的规范所确定某种特定和必不可少的职责，因此，不同的伦理义务都与人们各自的地位连在一起。在这种理论形式中，各式各样的职业各等级被比做一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在这种社会中，个人权利的正当性不得不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只有在西方世界转向现代社会，当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被除魅而不得不退到后台，原有的社会有机体被打破后，个人权利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甚至神圣性。正因为个人追求利润的权利天经地义，市场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得以承认、市场的无限扩张和分工的无限深化才得以实现；也正因为国家基于建立在个人权利上的社会契约论，每个个体都有参与政治的正当权利，民主政治制度也成为必须。就像伯尔曼指出：“在国家摆脱基督教会控制的有限意义上的国家世俗化，伴随着的却是财产和契约的宗教化甚至神圣化”。启蒙运动将终极意义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归属于个人和民族，“自由的民主替代了传统的宗教，成为了西方历史中第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第一个脱离传统基督教同时又从基督教中接收了神圣意义和某些主要价值的意识形态”（参见伯尔曼（1993）《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8~30页）。从此，“人权”、“自由”、“民主”成为了构建西方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念。
此外，随着启蒙运动、宗教革命和科学革命等冲击，宗教意识形态逐渐从不可置疑的统一信仰变成了个人的价值选择，求知传统下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运用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和民族国家三个基本要素作用下，西方世界逐步由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也形成了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