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藏书文化这么大的话题，离不开一本本书的积累。
一本纸质书的成型，离不开一个个文字的书写，一页页纸张的连续。
小时候，时常能看见沿街捡字纸的人。身上背篓中，是沿途捡拾的字纸。篓上总竖着贴有纸条，上面写着“敬惜字纸”。字都很端正。
初见时，刚能认识这几个字，还不太明白意思。长大了，才慢慢从中感受到了中国百姓对文化的敬重、爱惜心理。哪怕不识一个字，家里没有一本书，也仍然尊重文化，敬惜字纸。
老辈人的“敬”和“惜”，有传统，有理念，还有仪式。写了字的纸，即便没有用处了，也不随意丢弃。印了字的纸，更是多出些庄重，哪怕只是一片，也不乱放。日子久了，字纸多了，就集到一起，焚烧成灰，郑重处理。
有条件更讲究一些的，字纸成灰后，依然敬惜，办法是集中到一个坛子里，专门存放。隔一段时间，选一个吉日，开坛祭祀仓颉后，送到江河，随水东去。
二
国外一些地方，有相近的习俗。
犹太教有个传统——教堂中特设一个地方，专门存放废弃的书籍，也包括各种弃用的文字材料。废旧书刊、凌乱手稿、短信长札、儿童习字本、演草纸、破碎纸张……从不乱扔，都集中到教堂那个地方，妥善保管，直到被体面地埋葬。这个地方，被称做“书冢”。
一位犹太教学者说：“文本破损了，把它们保存起来，以免遭到亵渎。文本的内容会像灵魂一样升到天堂。”
最初设置书冢的人或许想不到，随着时光绵延，日积月累，其中的一些弃用书刊、手稿、纸片会成为百年千载之后的宝贵史料。
开罗犹太教堂的一处书冢，因地处偏僻，位置奇高（需要攀爬阶梯才能达到入口），千百年里少有人至。里面的书刊、信件、凌乱纸张……从公元9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
1890年，该教堂进行修缮，这个隐蔽的书冢终被清理。其中堆叠、黏合、夹杂、朽蚀的字纸、书卷等物，大量进入了旧书市场。
三
两位苏格兰旅游者碰巧买下这个书冢中的一些零散手稿。回家后，他们取出其中两张希伯来文残片，送给剑桥大学的Schechter教授。
教授惊喜地发现，其中一片属于《便西拉智训》书中一页。此前，人们只见过该书的希腊文版本，从未见过千年前的希伯来文版本。Schechter受到了强烈震撼和鼓舞，特地奔赴开罗，并得到他期待的研究条件。
据说，狂喜的Schechter收获了大约10万个残片、包括《圣经》文本、符咒、野史、赞美诗、护身符、信件、账单、日历、编目、儿童读物、词典、照明物品、装饰物、犹太教神秘哲学教义、医学文献、历史和科学文献，以及阿拉伯的犹太文物……Schechter在其研究文章中描述了开罗书冢后，其中的文献史料逐渐散布到大西洋两岸。
有学者依据其中丰富浩瀚的原始记录，写出六卷本AMediterraneanSociety，“出色描绘了中古时期犹太人的生活画面，揭示了犹太-伊斯兰世界中经济、政治、民族、知识和个人之间的联系”。
四
大体是开罗这个书冢被清理那段时间，在中国浙江义乌西乡镇苦竹塘村里，一户吴姓人家五兄弟商议分家诸事。家产里唯一的一部书分给了吴声。书是《御批资治通鉴》。吴声是日后一代史学家吴晗的父亲。
吴晗的祖父是个佃农，租地务农为生，不识字，但懂得敬惜字纸，尊重文化。面对五个儿子，他想：家里总得有一个识字的，就送吴声进了蒙馆。吴声因发蒙识字而念书，由识字念书而分得《御批资治通鉴》。
在吴家，这部书像是种子，由一粒而一穗，而一丛，而一片……日积月累，渐成阵容。
苦竹塘的吴晗故居书房里，现在还放着直顶天花板的巨大书柜，顶端镌刻着“梧轩书斋”字样。据说，书柜当年装满了文史方面的线装书。
吴晗在家读遍了父亲书柜中的全部藏书，在校也远不能满足于老师的课上讲授。他时常去金华县城仅有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书店去读书，往往是从书店开门一直读到打烊。
五
父亲的藏书为吴晗打开了文史天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机构更多的书引他进入更开阔的世界。他有幸得到胡适的指导、顾颉刚的帮助、蒋廷黻的栽培……成为一个典型的读书种子，却也不幸两度碰上无法读书、无暇读书的年代。
1947年6月30日，吴晗写信给黄裳，表达内心苦楚———“现在有的是书，只是没有细细读它的时间。……想一想，成天是政治，说的，看的，写的，谈的，连做梦都是……这半年买了差不多百万元书，最近一部《资本论》，十六万，书有了，可是肚子空了。”
1960年代初，吴晗先后两次对《北京日报》记者说起读书时间太少的苦恼——“1940年前，我书读得很多。1940年后，搞政治运动，念书时间少了。新中国成立后从49年到57年，也念书，但写得很少。为什么？忙于开会。我计算过，有一个礼拜开了64个会，平均一天开8个会。……光开会的时间平均每天8小时半，……十分苦恼。”
从敬惜字纸开始，识字，读书，藏书……藏是为读。即便吴晗这样的大学者，也是如此。
（作者为著名学者、民盟中央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