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区里的小姐妹
口述/王晓梅（85岁）
邵剑平/摄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85岁的王晓梅说，这首童谣曾经她身边的每个小伙伴都会唱。
任晓梅住在豫园街道南王医马弄，“1937年日本人进上海时，我只有7岁”。
必须向日本兵点头鞠躬
我父母是浦东人，爸爸出生在三林塘，妈妈是川沙人。他们结婚之后就搬来了南市区，就在南王医马弄弄堂对面开了个裁缝店做衣服。
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姐姐在外面做工。为了生计，我们还去虹口日本人的军衣厂里做过，待遇不好，上班没有工资，只是有时发点赤豆、蚕豆。当时，人们出行根本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都是走到虹口区周家嘴路上班，所以经常全身酸痛。
7岁那年，我刚刚上了半年学，日本人就打来了。我还记得有位邻居和我妈妈说：“要打仗了，你们家里孩子多，快点去逃难吧！”虽然我们离法租界很近，但里面根本没有房子住，我们只能逃到当时相对安全的浦东亲戚家。亲戚家的粮食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所以住了没几个月我们就又回到了南王医马弄的家里。
后来，我从小长大的这块地方就成了难民区。我记得当时方浜路南面就是由日本人占领的，知道日本人要来的消息后，住在那边的人也都逃掉了。当时日本人在方浜路设立了一个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路经此地，必须向日本哨兵问好、点头鞠躬，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帽子脱掉。如果忘记脱帽，就会招惹到日本人，日本人会用枪瞄准你，或者往你头上浇冷水。大家都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所以还敢走出来，我姐姐比我大几岁，就不敢出来了，怕被日本人抓走。
打开洋伞接馒头
那时，很多难民聚集在这条弄堂里，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我的父母年纪大了，睡不了地铺，所以住在了家里。
当时我们都知道有位饶神父，听说这位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在收容所里，吃变得非常困难，基本没什么东西吃。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经常救济难民，免费供粥给难民们喝，据说这就是饶神父推动的。我们每天早上拿一个很大的碗去喝粥，还能领到一些青菜和萝卜。一天也就这一顿能吃饱，到了晚上再自己想点办法。有时候，我还和我姐姐走到漕河泾买点米背回来，一袋米是16斤，要是在路上先卖掉一些，还能赚点钱。
在东新桥那边（今浙江南路人民路口），还有些法租界的好心人特意做馒头给难民们吃。馒头一个个递进来太慢了，所以他们就往难民区里哗哗地扔进来。我们姐妹一获悉开始扔馒头的消息就冲过去捡，但我们还太小，一次拿不了多少，又不敢在人堆里挤。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去捡馒头的时候带上一把洋伞，在接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不够吃。
喝水倒没什么问题，门口斜对面就有一口井，弄堂口也有井。因为井水喝起来有点咸，所以主要用于洗衣服、洗菜。有的地方自来水还要买的，一个铜板一桶。但后来这些井都被填掉了。
难民收容所里面也是有学校的，是一所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小学，学费非常便宜。我就是在那里读书的，我姐姐在这所小学读到了四年级。在打仗的时候，学校也是开着的，也有人去读书。现在回想，在那种环境下，还有上学的地方，真是不容易。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
到现在，一提到日本人，我还会想到那可怕的一幕幕。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对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哗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好在子弹没打着，打在了墙上，他幸运逃脱了。
日本人还在这边强奸妇女，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怕被日本人“抓花姑娘”抓走。当时在我们弄堂口就有一个姑娘被日本人强奸了。
当时还有日本飞机轰炸，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其他地方有。我有一个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轰炸，炸弹掉下来，我堂哥的头部受伤了。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头被弹片打破了，于是跑到对面一个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这个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我们难民所里面的，平时也都开放，不收费。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但是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当时我的一个小妹，手上生了一个疖，发高烧，就去医院看，但是大概由于医院里的医生技术不高，那个疖还没熟就开了一刀，结果炎症越来越严重，后来我妈妈送她去看中医的时候，在黄包车里过世了。（记者 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