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
何伟(左）与女儿王小英参加公益捐助活动。 王小英供图
刘深讲深圳
抗战老兵何伟今年已经95岁高龄，令人感动的是，她至今还在力所能及地从事公益事业。历经千重磨难与岁月淘洗，顽强的何伟老人有着一种非凡的精神和意志，她的人生境界、大爱胸怀，堪称年轻一代的楷模。
18岁参加游击队
何伟出身书香门第，1920年生于东莞莞城，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秀才和举人。在这个殷实的大家族里，兄弟姐妹加起来有21人，她年纪最小。那个年代，不让女儿裹脚的父亲是罕见的，何伟就在充满自由空气的家庭中长大，这也是她一家众多兄弟姐妹参加抗战的重要原因。
卢沟桥事变那一年，何伟才17岁，正在读初中的她，就和哥哥姐姐一起参加了爱国青年宣传抗日的活动。何伟还清楚地记得，家里的亲戚从延安带回了一封信，说他们在远方跟着共产党一起战斗，她非常向往。
1938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七姐跑来问何伟，晚上中山公园开大会，动员参加抗日游击队。七姐是妇女抗日同志会的会长，何伟二话不说，拉上大姐的女儿、三姐的儿子和女儿，一起加入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王作尧领导的这支队伍，与曾生领导的惠宝抗日游击队，成为后来东江纵队的两支主力来源。
目睹敌机炸死乡亲
何伟连向母亲告别的时间都没有，第二天一早，就跟着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前往大岭山，从此走上血与火的战争。
当时，很多海外华侨纷纷组织慰问团，回乡慰问抗日将士，何伟被派到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工作。到1939年上半年，“东团”发展到500多人，有7个分团。
何伟参加的叫“东宝队”，宣传抗日，办夜校和小学，调解宗族纠纷，给抗日将士送慰问品。
参加游击队后不久，莞城陷落，何伟亲眼见过日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轰的一声，炸中树林那条路上的人群，那股炸药味和灰尘飘到脸上。我抬头一看，看到身边一位妇女抱着孩子，她的额头被弹片击伤，伤口的血正滴落在孩子身上。敌机飞走了，我往那条路走去，见到被炸死在路上的人，全是灰黑色，辨不清男女。”
百花洞之战
1941年6月的“百花洞”之战，让何伟记忆犹新。
当时，日军与伪军数百人偷袭大岭山区的百花洞村，不过，敌人的阴谋早已被识破。6月11日凌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前身是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对敌人展开强力阻击，何伟率领村民为部队供应给养。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打了一个漂亮仗，日伪军死伤五六十人。
就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何伟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她将一些失散的战友带回家中躲藏。为了这些人的生存，母亲将两层的木屋抵押出去。不久，何伟与战友重返部队，但母亲已经无力赎回房产。回部队之前，何伟听说战士们没有鞋子穿，就让母亲找出破衣服，撕成布条，再打成草鞋。
在战争年代，由于条件艰苦，生育孩子后的何伟身体很弱。曾有3个月时间，何伟和刚刚出生的孩子一起，躺在担架上行军。然而，各种苦难都没有动摇过她的意志。
战争岂止是“不容易”
抗战胜利后，何伟生下第二个孩子，取名“和平”，然而，真正的和平却很快被内战打破。在随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前夕，何伟曾经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和孩子，她在回忆录《宝安是我第二故乡》中写道：
“当我步行回到莞城母亲家，见到了骨瘦如柴的女儿时，我哭了。这是我第二次哭泣流泪。我第一次流泪是何淑丽参军后，因病回家去世时，我哭过。要北撤山东，远离家乡了，我的女儿放在无能力维持生活的母亲家里，如何活下去？我也无力资助他们，只好带着无奈和愧疚的心情，抱着女儿和平上街去照了一张相作为留念。如今我仍然留着它，走过山东、沈阳、广州、四川，我永远陪着她。”
这段回忆语言质朴平实，却饱含战争年代一个女战士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另一份沉重的责任。同时也折射出，在每一个战士的背后，是他们的亲人，默默地付出巨大的支持与牺牲。这确实不容易，它的含义远远不是“不容易”这三个字所能表达的。
晚年依然热心公益
新中国成立后，何伟回到广东，曾经作为广东省政府观礼团成员，参加过1951年首都国庆观礼。她先后在广东省司法厅、民政厅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后来去四川，在永川教育局工作到离休。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极左运动此起彼伏，何伟也成为受害者，并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到四川工作之后，她依然没有逃脱极左政治的迫害，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东江纵队也被污蔑成土匪组织，就连和孩子说粤语，也被说成是进行特务联系。她曾经绝望过，但历经数十年不公正的对待，何伟最终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她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和坚忍。
1982年，何伟回到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深圳宝安，这里与她的故乡只有一线之隔。如今，即便到了九十多岁高龄，老人依然惦记着为社会做贡献，发挥余热，经常协助当地爱心组织的工作，并让亲友和后代都参与公益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