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一只鼎的传奇

　　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４日电 题：抗战：一只鼎的传奇

　　新华社记者袁全　桂娟　王益亮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层展厅，河北游客隰建明执意让儿子和身后的青铜器合影。这位４０岁的中学美术老师小时候就从历史课本里得知，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国宝”。

　　这件叫作“司母戊鼎”的青铜器，为长方体，四足，两耳，高１３３厘米，陈列于展厅中央，外面有一层玻璃罩保护，用来恒温保存。解说牌上写道：它重达８３２．８４公斤，约在公元前１４世纪到前１１世纪，中国的商朝晚期制造。

　　“鼎”本来是一种炊具。考古学家通过鼎上铸造的动物图案（牛、鹿、虎、蛇）来判断，它起初是古人用来煮肉的“锅”。在商代，鼎更是一种礼器，用来象征社会等级和王权。鼎的这一角色，延续了三千多年。

　　“鼎越大，等级越高。”国博志愿讲解员杨小俭说。他说，司母戊鼎可能不是展厅里最漂亮的青铜器，但是论体积和重量，这个大鼎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这件在抗战时期出土的文物，它的命运和这个国家一样，历经劫难。或者说，使文物免遭劫掠也是一次抗战。“司母戊鼎”的故事，是抗战大历史中一段有意思的插曲。

　　出土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９日，１８岁的吴培文和十几个村民，在河南安阳武官村自家祖坟地下几米深的地方，花了几个晚上，挖出一件巨大的青铜器，它有四足，只剩一只鼎耳，因为外形酷似马槽，村民就管它叫“马槽鼎”。

　　而在３年前，国民政府领导的考古队就在离武官村不远的小屯村挖出了上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那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也是使用至今的汉字的前身。

　　然而考古工作因为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而中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４个月后，距离北京５００多公里的安阳城沦陷。

　　日军对这座小城进行了烧杀和掠夺。据史料记载，攻城当日，日军就杀死了１０００多名老百姓。几日之内，仅安阳县城百姓就有２２９９人遇难。抗战８年，安阳的伤亡者总数达到１２．７３万人。

　　“这在整个华北战场都非常少见。”安阳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朱贵强说。他认为日军如此残暴是因为他们在安阳遭到正面战场的阻击。战争初期，国民党部队在安阳大约有５万兵力，与日军势均力敌，但两年后，兵力减少到一、两万人，伤亡巨大。共产党军队也在此开展游击战，陈赓将军曾在日记中写到：在豫北地区每天都要打仗。

　　同时，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明火执仗地盗掘、掠夺安阳丰富的地下文物。

　　天生胆小，又是家中独子的吴培文很害怕这个大鼎给家里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和村里人商量，想把大鼎卖掉。

　　北平（今北京）一个古董商想买，但提出要把大鼎拆解后运送到北平。吴培文他们尝试用锯和铁锤砸，但没能把大鼎砸开，只把仅剩的一只鼎耳砸掉了。

　　吴培文不敢声张，但是汉奸通风报信，还是引来了日军对吴培文家的搜查。

　　第一次，日军无功而返，因为他们想不到，吴培文把鼎埋在了院子里的马棚底下，并在地上面堆放了马粪、柴草和垃圾，给日军的搜查设置了障碍。

　　第二次，吴培文又买来一件仿制青铜器的赝品，故意藏在屋里让日军搜到，让他们误以为拿到了宝物。

　　据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回忆，吴培文说自己做过最坏的打算。他当时把鼎耳藏在兄弟家，目的就是一旦日军在吴家搜到大鼎，待战争结束后，后代子孙还可以拿着鼎耳去日本讨要，证明这是被抢走的中国文物。

　　吴培文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据国民政府统计，日军在华掠夺文物共计１８７９箱、３６０万件，破坏古迹７００多处。

　　“其中甲骨文片至少有５万件流失在海外，而绝大部分都在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说，“这还是最最保守的估计。”

　　为了躲避日军的继续纠缠，吴培文决定离开安阳，逃到南方。他在安徽当上了煤矿工人，直到１９４９年才回到安阳。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结束，作为战胜国首脑的蒋介石决定复兴文化事业，他要求组建博物馆。１９４６年，河南驻军从吴家挖出大鼎，并献给蒋介石作为他６０岁的贺礼。蒋立即要求把大鼎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展示，一时轰动全城。

　　吴培文的工友看到新闻，便问他知不知道大鼎的事。他们没有想到，竟是身旁这个个头不高的河南人挖出了这件“国之重器”。

　　１９４９年，蒋介石撤离大陆逃往台湾时，用飞机和轮船带走了大量文物，而司母戊鼎却没有被运走。至于原因，有说是因为鼎太重，也有说是共产党暗中把大鼎留了下来。

　　１９５９年，司母戊鼎从南京被运送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砸掉的鼎耳被文物工作者修复上去，并据此复制了另一只丢失的鼎耳。２００２年，司母戊鼎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曲折

　　司母戊鼎留下来了，但吴培文的生活却难以安定。

　　“文革”时期，吴家被划为“地主”，藏鼎的经历，没能让这个曾世代行医的家族免遭红卫兵抄家。这也直接影响了吴家后代的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有人愿意与“地主”的子女成亲。

　　一些文物专家称，吴培文和当时参与挖鼎村民的行为是“盗掘”。他们的理由是，早在１９３０年，中国政府就颁布法律说，所有地下发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财产，任何个人没有权利发掘并占为己有。

　　儿女们也把现实生活的不济归咎于吴培文挖出大鼎，把家里的“风水”破坏了。他的孙子吴苏桉说，爷爷也常常责备自己挖大鼎破坏了祖坟，对不起前辈，也对不起后代。

　　２０１１年，史学界对司母戊鼎的名字提出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根据鼎里的铭文，也可以叫做“后母戊鼎”，这样鼎的身份显得更尊贵，相当于国王为纪念“母后”“戊”而铸造的鼎，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它已经被称之为“后母戊鼎”。

　　２００６年，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即商王朝的首都遗址，也是中国最庞大最久远的考古遗址之一，成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除了甲骨、王陵墓葬以外，司母戊鼎是重要的申请依据之一。

　　“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手工青铜器制造的水平，也佐证了商朝的王室关系。”唐际根说。他长期担任殷墟考古队队长。“它把很多重要的发现都串在一起，记录了一段消失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对于商王朝也只有２０００余字的记录，可以说，司母戊鼎是申遗中的拳头产品。”

　　２００５年，司母戊鼎回到安阳展览，吴培文被允许可以摸摸大鼎，吴家曾经埋藏大鼎的院子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吴培文也首次因“在‘司母戊大方鼎’保护过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政府颁发的奖金２０００元人民币。这距离他挖出大鼎时隔６０多年。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８４岁的吴培文因哮喘病去世。

　　标志

　　鼎在古代被视为传国重器，这种文化心理影响至今。今天，司母戊鼎已经成为安阳的文化标志。在这个以钢铁、建筑而闻名的工业城市，几乎所有的党政机关楼前都伫立着一个司母戊鼎的仿制品。安阳当地的银行、宾馆、博物馆的标志也都能看到鼎的影子。

　　在今日中国，鼎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曾铸造“世纪大鼎”赠送给联合国；在四川广安的广场上，立着一个“实事求是”宝鼎，以此来纪念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一位农民为庆祝取消农业税，自费铸造了一个“告别土地税鼎”，并捐赠给中国农业展览馆。

　　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开了一家制作青铜器复制品的工厂，一大家子人都在他厂里帮忙。现在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把爷爷吴培文的故事制作成连环画，拍成电影、电视剧。

　　吴苏桉有个想法：建一座巨大的以司母戊鼎为外形的宾馆，四条“鼎腿”装上电梯，人们可以乘电梯爬到“鼎”里边。

　　现在在国博青铜器展厅里，在司母戊鼎的旁边，有一尊圆形、三足、同样出土于河南的青铜器鼎“子龙鼎”。它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被掠夺到日本，２００４年一位日本收藏家在大阪展出“子龙鼎”，并报出上亿元的价格，最后历经波折，中国政府从香港收藏家那里买回。

　　“爷爷说过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没有把鼎交给日本人。”吴苏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