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一只鼎的传奇

▲陈列于国博的“司母戊鼎”。（黄梓生摄）

▲图为殷墟王陵遗址,复原“司母戊鼎”发掘现场图.(王益亮摄)

▲2005年9月22日,“司母戊鼎”回安阳展出,吴培文与“司母戊鼎”合影。（吴苏桉供图）

　　■袁全　桂娟　王益亮(新华社对外部记者)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四层展厅,河北游客隰建明执意让儿子和身后的青铜器合影。这位40岁的中学美术老师小时候就从历史课本里得知,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国宝”。

　　这件叫作“司母戊鼎”的青铜器,是在抗战时期出土的文物,它的命运和这个国家一样,历经劫难。或者说,使文物免遭劫掠也是一次抗战。“司母戊鼎”的故事,是抗战大历史中一段“惊心动魄”的插曲。

出土

　　1939年3月19日,18岁的吴培文和十几个村民,在河南安阳武官村自家祖坟地下几米深的地方,花了几个晚上,挖出一件巨大的青铜器,它有四足,只剩一只鼎耳,因为外形酷似马槽,村民就管它叫“马槽鼎”。

　　而在3年前,国民政府领导的考古队就在离武官村不远的小屯村挖出了上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那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也是使用至今的中国汉字的前身。

　　然而考古工作因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而中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4个月后,距离北京500多公里的安阳城沦陷。

　　日军对这座小城进行了烧杀和掠夺。据史料记载,攻城当日,日军就杀死了1000多名老百姓。几日之内,仅安阳县城百姓就有2299名同胞遇难。抗战8年,安阳的伤亡者总数达到12.73万人。

　　“这在整个华北战场都非常少见。”安阳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朱贵强说。他认为日军如此残暴是因为他们在安阳遭到正面战场的阻击。战争初期,国民党部队在安阳大约有5万兵力,与日军势均力敌,但两年后,兵力减少到一两万人,伤亡巨大。共产党军队也在此开展游击战,陈赓将军曾在日记中写道:在豫北地区每天都要打仗。

　　朱贵强还说,除国共两党的部队外,日伪军、土匪等势力也聚集在此,再加上当时赶上大旱,安阳的局面十分复杂。

　　同时,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明火执仗地盗掘、掠夺安阳丰富的地下文物。

　　天生胆小,又是家中独子的吴培文很害怕这个大鼎给家里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和村里人商量,想把大鼎卖掉。

　　北平一个古董商想买,但提出要把大鼎拆解并运送到北京的要求。吴培文他们尝试用锯和铁锤砸,但没能把大鼎砸开,只把仅剩的一只鼎耳砸掉了。

　　吴培文不敢声张,但是汉奸通风报信,还是引来了日军对吴培文家的搜查。

　　第一次,日军无功而返,因为他们想不到,吴培文把鼎埋在了院子里的马棚底下,并在地上面堆放了马粪,柴草和垃圾,给日军的搜查设置了障碍。

　　第二次,吴培文又买来一件仿制青铜器的赝品,故意藏在屋里让日军搜到,让他们误以为拿到了宝物。

　　据吴培文的孙子吴苏桉回忆,吴培文说过自己做过最坏的打算。他当时把鼎耳藏在兄弟家,目的就是一旦日军在吴家搜到大鼎,待战争结束后,后代子孙还可以拿着鼎耳去日本讨要,证明这是被抢走的中国文物。

　　吴培文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据当时的中国政府统计,日军在华掠夺文物计1879箱、360万件,破坏古迹700多处。

　　“其中甲骨文片至少有5万件流失在海外,而绝大部分都在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说,“这还是最最保守的估计。”

　　为了躲避日军的继续纠缠,吴培文决定离开安阳,逃到南方。他在安徽当上了煤矿工人,直到1949年才回到安阳。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作为战胜国首脑的蒋介石决定复兴文化事业,他要求组建博物馆。1946年,河南驻军从吴家挖出大鼎,并献给蒋介石作为他60岁的贺礼。蒋立即要求把大鼎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展示,一时轰动全城。

　　吴培文的工友看到新闻,便问他知不知道大鼎的事。他们没有想到,竟是身旁这个个头不高的河南人挖出了这件“国之重器”。

　　1949年,蒋介石撤离大陆逃往台湾时,用飞机和轮船带走了大量文物,而“司母戊鼎”却没有被运走。至于原因,今天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有传说是因为鼎太重,也有传说是共产党暗中把大鼎留了下来。

　　1959年,“司母戊鼎”从南京被运送到北京历史博物馆。砸掉的鼎耳被文物工作者修复上去,并据此复制了另一只丢失的鼎耳。2002年,“司母戊鼎”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